最难忘老战友周荣于文革危难之时救我情。
我与周荣同志相遇相知在1953年的春三四月。那时，刚满十八周岁的我，被调出湖南邵阳军分区文印室，去邵东县武装部做见习参谋。就是在这里，认识了正要从县武装部调到一区武装部去做副部长的周荣。
这个年方二十七、八的东北汉子，脑子灵活，能说会道，矫健机敏。就是从1953年到1958年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和他结下了密切的工作之缘。先一年县里确定在他们一区搞民兵劳武结合试点，他是领队的，我是写材料的。这次的材料得到上级领导的批转。不久他调到边远的十四区做武装部长，因工作艰苦，深入群众，很得地方政府好评。因区委书记杨荫谱同志的推荐，县人武部派我去采写他的先进材料。这次的材料被军分区、地委的内刊选登，周荣同志也成了有名的优秀人武干部。接着是县里成立兵役局，他调回县兵役局做科长。5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省、地、县三级在邵东的一区檀山、兴隆、宋家塘三乡搞征兵试点，他是试点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这回写材料的人有一群，哪晓阴差阳错，写综合经验材料的任务，又落到我头上。这回我也因材料写得中意立了三等功，成了等级功臣。
可惜这种愉快的工作交往没能继续下去，很快是57年卷起反右风潮。我虽没被划右派，但刚刚度过奇寒的五七年冬，五八年春刚到，我就被复员回乡参加教育工作。
自此之后，我就没再和周荣同志接触过，但间常从县武装部的一些老战友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讯息。说他工作仍然十分出色，且工作变动频繁，不断迁升，到了六十年中，已是邵阳军分区的副政委了。
其时全国正烧着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我因热衷业余文学创作成了黑作家。初遭狂批猛斗、发配到农村劳改，接着又抓回学校做苦工——令我一人代替四个挑水工，为全校一千多师生员工挑洗脸洗澡水。每天从大清早到天将黑，都是肩压百多斤重的水桶，在百多级的高坡石阶上跋涉，不知何日时才是尽期？
忽有一天午后四点多钟，当时学校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刘副校长到码头上找我，要我莫挑了，立即去县人武部一趟。我放下肩上的水桶，却站着没动。他问我为什么还不走？我想到平时随便去哪，都有背枪的红卫兵监守着，便问：“哪几个人监我去？”刘副校长说：“就你一个人，考验你老实不老实！”
一路上我迟迟疑疑，心神不定，想不清此去是忧是喜？走进武装部的大门后，迎面碰上几张当科长的老战友的熟脸，我本不好意思跟他们照面，他们却热情地按老习惯招呼我：“小刘（我本名刘伦至）来了，周副政委找你哩。你先在这葡萄架下等等，他一会就来。”我心里格登了一下：是周荣同志？是他找我？我真不敢相信。老战友中在县武装部有当政委的，当副部长的。我挨批挨斗这么久了，谁理睬过我。而周荣同志一来武冈，就要找我？是新发现我有什么大问题，还是战友们都是看着我从十几岁成长起来的，为我的遭遇抱不平，有意请他找的？
正胡思着，冯文政委、刘荣副部长等簇拥着周荣同志来了。走近来后，周荣向我招了招手：
“刘伦至，坐，坐，随便点，我们好多年没闲谈过了，今天好好谈谈。”
我坐下了，埋着头，叹了口气：“有什么好谈的，我一个带罪之人。”
“好呀，认罪就好呀！”周荣轻轻说。
“我没罪！”我突然倔强地抬起头。
周荣用严肃的眼神盯着我：“那为什么革命小将要批你斗你？”
我委屈地说：“他们说我写了毒草!可我写的不是毒草。”
周荣同志说：“刘伦至呀，以我过去对你的了解，也觉得你不会写毒草。但这想法并没有多少根据。真正的根据是你的作品。应该将你的作品交给群众评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只要他们读了你的作品，就会作出公正的判断。”
“他们就是没看我的作品就批判。”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作品都拿出来呢？”
“我是全部拿出来了的。运动一开始，我就被抄了家，所有作品他们都拿走了，可是批我时，不见把作品亮出来。”
周荣同志听得很认真。他想了想，说：“你还能不能将作品找齐，交出来？”
我很有把握地说：“可以。它们都发在报纸、刊物上，这些报刊，县里和学校的图书馆都有。”
“那这样吧，我们给你们学校工作组打好招呼，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你去各个图书馆找，将你的作品全找出来，交给工作组，然后由他们在学校搞一个‘鲁之洛毒草展示室’，让群众自由展读，自由发表评论。让大家来评判这些东西是不是毒草。以群众的结论为结论。”
我满怀侥幸心理，并寄以良好愿望，高兴地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我先去学校图书馆。不找不知道，细找吓一跳：奇怪得很，凡是刊有我的作品的刊物，我的作品被撕去了；凡是载有我的文章的报纸，我的文章被挖走？吓得我中餐刚丢下饭碗，就赶紧跑县图书馆。情况也是一模一样。我惊傻了，心里稍稍燃起的希望也化为失望了！下午四点来钟，我怏怏朝学校回走时，迎面碰上年过半百的武冈师范副校长肖心刚。这位上海籍的老教育家，平时喜欢跟我交谈，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凉在一边，不是副校长，而是图书管理员了。当他知道我所处的困境后，亲切地说：“我管的图书馆没谁来过，不会出现那些情况。你别声张，明上午悄悄到我那儿来，我帮助你找。”
第二天果然在他那里获得意外的大收获，所有的作品都找到了。两天之后，“鲁之洛毒草展示室”也布置好了，每天都有成批的学生进室审读，也每天有工友将“学生夸赞作品好”的话传进我耳里。有一天，还听说周荣同志来学校听汇报了。傍晚我在河边挑水时，正在河边洗衣的革命领导干部刘副校长的新婚老婆，轻轻朝我说：“刘老师，听说你快没事了！”
果然，第二天我就被宣布不再挑水了，而去参加只有革命群众才有资格担当的制造“红色海洋”的重任去了。又没过多久，被调去农村中学复课闹革命。半年后，又参加湘黔铁路建设，而后才有长篇小说《路》等一系列的作品出现。若不是周荣同志和从战友们从实际出发，主持正义，救我一把，我就很难想象会有以后三十多年的文学路！
周荣同志于危难之时救我情，我怎能忘！
2009.7.12.匆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