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导师-史铁生》
（1）
2010年的12月31日晚上7点，我在广播里收到关于史铁生逝世的消息。其时我在乡下朋友家里烤着炭火，与一帮子兄弟谈天说地。一个文友突然说：“稍安勿躁，听！”大伙顿时安静下来。北京广播电视台沉重地播出了史铁生去世的消息，之后就是关于史铁生苦难一生的简介。我霎时懵了，无法接受这个噩耗，因为就在前不久还看过《北京文学》评论史铁生的文章，重读了《务虚笔记》。
一个活生生的史铁生突然消失，我的灵魂被抽空了一样，一种失重的感觉，一种崩溃的感觉奔袭而来。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默默地坐在藤椅上，看着盆里的炭火隐隐地窜起火苗，任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那一宿，我基本失眠，无精打采。
（2）
了解史铁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1986年秋季，我进入武冈三中读初中，整个初中阶段，我与疾病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我的语文老师觉得我有点写作的禀赋，总是鼓励我要坚强，他把史铁生的事迹介绍给我，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北京有一个叫史铁生的残疾作家。而我心里知道，老师给我传递的信息其实是在暗示我这一辈子离不开这种顽固的疾病了，让我像史铁生一样依靠写作谋生，做个身残志坚的人。我隐隐觉得我的前途十分渺茫，道路肯折艰险，老师的话语又给我指点方向的含意。
于是我开始读史铁生的作品，努力让自己喜欢其人其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我接触史铁生的第一个作品。这是知青文学中风格独特的最引人关注的小说，作品获得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大奖，从此史铁生踏入了文坛，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1972年，史铁生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从此终身坐在轮椅上。那年他才21岁，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黄金年华，内心极端的苦闷与感伤不言而喻。但是，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们似乎看不到史铁生个人的苦闷与感伤，从清平湾那些平凡的农民身上看到的是美好、淳朴的情感，看到的是他们从苦难中自寻其乐的精神寄托，看到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使那些还沉湎在个人创伤中，咀嚼着生活曾一度带给他们的苦果，将那场运动单纯地视为炼狱般的苦难的知青们，从旧日的伤口上面抬起头来，思考一下生活的锤炼毕竟还留给我们一些别人永远无法悟到的真谛；为那些祖祖辈辈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几亿农民想想，我们是否应该为此做些什么？即使有些遥远。
用现在的话语来简单评价这个作品，“接地气”三个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史铁生描绘的清平湾里，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残疾大哥。我曾经几度悲观地想像多年以后的我可能会有史铁生般的宿命，现实让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种反复无常的疾病，思想里充满了斗争。
初中即将毕业的那个学期，开学后不久我就病在床上，近四十天没有踏进教室，无奈之中只好休学治疗，疾病仍旧反复无常，时好时坏，心情一度黯淡。那个时候，焦虑、恐惧、颓废、无可奈何与听天由命，各种情绪无由地爬上心头。
疾病让我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现实与未来，院子对面的山上，院子后面的竹林里，是我常常静坐苦思冥想的地方。一边是理想学业，一边是顽固不化的疾病，父母为我操尽了心，我亦彷徨苦闷到了极点，一时无法寻找解脱的途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父亲的学校图书室借到叔本华的《生与死的烦恼》，我接触了悲观主义哲学，多年后重读史铁生，恍然大悟那种似曾相识之感源自叔本华的生命悲观哲学。在命运面前，有时人的力量几显得多么渺小乃至可以忽略不计。史铁生，这位从未谋面的大哥，在冥冥之中走进了我的生命世界。
（3）
1990年的3月，我复学了。时间并不是疗伤的良药，我拖着羸弱不堪的身子，闷闷地来到学校办理了入学手续。说是在校读书，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居家自学，春天无休止的梅雨天气，极端恶劣的寄宿条件，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动弹不得了。断断续续到了升学考试，为了脱离这种无法生存的环境，我填报了当时唯一的省级重点高中。当考试成绩出来之后，我的分数超过重点高中四十多分，我狂喜了整整一个礼拜。但是，我接到的还是母校的高中录取通知书，那个时候我彻底绝望了，我想去教委投诉，为什么无端地改了的我志愿，谁给他们的权力。那个暑假，我骑自行车到学校问班主任，班主任老师说是学校领导改的，不同意三中的学生报考一中与二中，具体操作是一个姓周的副校长。据说后来此公调往湖北某中学工作了。
这是我人生中经历的比疾病还要惨痛的打击，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的不公平，感觉人格与理想遭到践踏，感觉自己被人无辜地出卖。我并不是不爱我的母校，相反我对母校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而是因为我患的疾病实在不适宜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生存。当我的想法即将变成现实的时候，父亲阻挡了我，他是职业学校的副校长（后来代理校），知道招生报考的潜规则，懂得招生的难处。父亲也很苦脑，他同样在进行着复杂的思想斗争。他跑到二中找了当时的校长周德义（我父亲的老同事）和书记朱阳明，希望把我转学到二中。周校长深知我的情况答应接收，可是朱阳明书记一句话就拒绝了，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哪里都是读书的地方，考了哪里读哪里。”父亲脸面薄，为了不给刚调过去的周校长为难，他只好放弃。于是，高一我还在三中就读。
（4）
高一这学年，是我遭遇劫难的一年，也是在绝望中失去信心的一年。
国庆过后，旧疾复发，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里，母亲忧心忡忡地问我是不是发作了。看着她黯淡的眼神，我只是无精打采的沉默。她默然良久，哀叹一声，蹲在我身旁抽泣着说：“崽啊，是哪辈子作的孽，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不忍心看着母亲痛苦的模样，强撑着起了身，蹒跚走进里屋躺在床上。母亲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穿梭堂屋与里屋之间。我不能把我的痛告诉她，我心里一直恐慌着，我能忍受的绝不叫出声来，我怕母亲的心比我更痛。
父亲忙碌着给我寻医觅药。那时资讯落后，电视也很少现今这么多的广告，父亲好不容易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一则治疗风湿病的医讯，他马上写信给那个远在湖北天门的的个体医生，不久得到了回信，说他们的特效药适合我，里面还寄有服药说明书。父亲抱着最大的希望到邮局汇了款，我知道他信奉民间偏方是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药物来了，名字叫作“马钱散”，因内含马钱子而得名。马钱子是一种有毒草药，毒性很烈。医生在包裹里封了个试药包，作为服药分量的标准。不料在一个晚上，我服药超量，兴奋得脊柱严重痉挛，折腾了一个晚上，大汗淋漓，几乎元气耗尽，我真正感觉到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沿，那个晚上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似乎只剩下一具躯壳，毫无意义的行尸走肉。幸好，死亡之神并没有将我带走，我在虚弱中喘息着，灵魂早已抽空，我不顾一切地逃离了学校。回到家里只是为了证明给家人看：我还活着。
从死亡的边沿走回来，我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着健康与未来、理想与现实，我本善良，总觉得命运不该如此待我。我宅在家里，不愿再回到学校，那个梦魇般的地方。父亲见我总是沉闷地躺着，说，在屋里看看书吧。教科书是被我远远抛弃了的，我借来一大堆杂志期刊。当看到《上海文学》上的《我与地坛》时，我唏嘘不已，那个身残志坚的史铁生大哥让我泪流满面，他这文章是写给自己的，写给他的母亲的，也是写给我的，更是替我写给我的母亲的。铁生的母亲为了他默默地承受着儿子残疾后的心理重压，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忐忑不安地显示了伟大的母爱，她的无助，她的无奈，她内心的煎熬，史铁生何尝不知道呢？后来我理解了，一场疾病是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史铁生看清了，但他并没有看透，他重新燃起了生的勇气。当他深情地领悟了死亡是不必等待的事情，生命只是一个生老病死的必然过程之后，他的母亲却悄然病逝，把无尽的苦痛留给了轮椅上的他。《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苦闷，是经历了生死煎熬之后对母亲的忏悔，也是他面对残酷现实的理性思考。所以，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他不会懂得史铁生，不会懂得《我与地坛》。而我，在遥远的南方以同病相怜的心泪眼婆娑地咀嚼着他的文字，字字心酸，字字血泪。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告诉我很多道理，在他迷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醒悟了，他冷静了，他坦然面对疾病与死亡，他理性面对这一场迟早要来的宿命。而我，正是在史铁生的感染下，懂得了这一场无法回避的宿命，它好比一个敌人，来者不善，它很强大，你斗不过它。既然来了就接受吧，换一种方式对待它，你可以把它当做朋友，友善地与它对话，相处，习以为常地让它提醒你还活着。
（5）
疾病是回避不了的宿命，是生命的必然，抗争并不是生命的全部。所以史铁生在后来的《病隙碎笔》中幽默而实在地告诉读者，他的职业是生病与写作。生病，让他感觉身体还活着；写作，却让他成为了人应有的状态。正是这种心态，史铁生不能不令我肃然起敬。有一次我与朋友谈起史铁生，很遗憾没有去北京见他一面，朋友说表达敬仰的方式有很多，读其书知其人，也不一定要面对面。他没有经历过我一样的疾病，很难体会我史铁生的崇拜。史铁生，他已然成为了我的精神导师，他用丰富的情感、睿智的思想充实着残疾的躯体，用分量深重的作品唤起一代代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就此而言，史铁生无愧于“伟大”二字。
我无法与史铁生晤面。我尊重朋友的告慰，读史铁生的书，他的散文，他的小说以及他晚年的随笔与诗歌。我的学生时代极大地受益于史铁生，他引领我走出了疾病的阴影。当我成年之后，随着阅读面的扩大，涉及宗教、哲学、人类学、文艺学与艺术史等领域，再重新来读史铁生，他仍然站在高山之巅，是我无法企及的星空。
（6）
2006年的冬天，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我的背沉沉地弯了。行动受阻，生活诸多不便，我知道这是强脊必然的归宿。史铁生的随笔《病隙碎笔》《向死而生》让我冷静，给我颇多启迪。史铁生，这个伟大的生命，他一刻不停地用他的思想，用他手中千钧之笔书写着平凡人的坚强与坚忍，诠释着生命的本质。书中朴实的文字满满的都是哲思，都是生命的尊严，都是人性与爱。读史铁生，就是读悬崖上一棵茁壮的青松，与他相比，我是万幸的，我还可以站在讲台上挥斥方遒，也可以在键盘上激扬文字，我没有理由不热爱生活，背即便弯曲了，就让我站成一棵歪脖子的青松吧，永远绿意葱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