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四右派

                                                             一门四右派

        清明回家，碰上两个与我“同病相怜”，同为右派后代的人。一个是堂叔，一个是堂弟。二位虽然比我年少，却都亲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堂叔在广州打工，是专程回家扫墓的。堂弟是洞口某局的负责人，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现在家侍奉年过八旬的老父母。叔侄兄弟多年不见，碰上了自然会聊聊天，一聊就聊到“一门四右派”的沉重话题。
        我老家所在地，是公堂上一个叫三堂尾的院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出门不是叔伯碰上侄儿辈，就是孙子碰上爷爷们。二三十户人家，不到百来口人，关起门来就是一家子。让人没想到的是，1957年打右派，这一门之中竟然被打出来四个右派：堂爷爷周用斌，堂叔周常忠、周常廉，我父亲周常典。
        一门四右派，比较难得。至少，在我老家那一带，还未听说过。按当年的生产队计算，百几十号人的“单位”拥有四个右派，也算蛮“壮观”的。在我的印象中，这一门四右派，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一到犁田耙田的季节，一个右派接一个右派扛犁牵牛下田，多了几分“把式”的派头，少了许多右派的晦气。一到搞阶级斗争的运动，既是这四叔侄团聚的时候，更是挨批挨打挨斗的日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有话在心头，相对无言难开口。那情那景，旁人大概是难以领会的。
        不过，一门四右派，却不尽相同。堂爷爷周用斌和堂叔周常忠，若按当时毛主席打右派的政策，也许没得话说，“活该”。他二人都是当老师的，知识分子，属反右的范围。在此范围之内，找你几条“右派言论”还不是小菜一碟？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被几条莫须有的“罪证”框入右派范围内的。我父亲周常典和堂叔周常廉成为右派，却实在是当了“冤大头”。 按当时的政策，反右运动只在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农民不在打击范围。我父亲农民一个，只读了两年私塾，与知识分子搭不上界。可是，竟然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右派”。天下奇冤，可与六月雪一比哟。堂叔周常廉成为右派，也是冤案一桩。其时，堂叔周常廉在洞口新华书店当一个小头目，也算是“吃国家粮”的人。让人没想到的是，反右后期，也被戴上“右派”帽子遗送回家。其实，他也冤如六月雪。当了二十年的右派后，平反时回到单位，一查档案，竟然不是右派！为什么？没有打右派的档案，右派花名册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堂叔气的哟，原本想平反复职再干几年革命的，此时气到一拍桌子：老子不给你们干了，办退休手续！便拿上退休工资，回家了。
        一门四右派，两个“真”的苦尽甘来，也算有了一个中国人最喜欢的“大团圆”结局。冤枉“入册”的堂叔周常廉，虽说冤是冤了一点，总还是至今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拿着，儿子也孝顺着，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最冤的，当属我父亲。右派当上了，却是个农民的；挨批挨斗没少过，平反却没他的份。就算是给个平反，也反不到哪里去。你就一农民，平反也还是一农民，捞不到“国家粮”，也不给你补发“工资”，真的是六月雪。父亲的教训告诉我，当右派也不能与农民沾上哟！ 
        真的是：一门四右派，一曲六月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