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家乡那个偏僻而又闭塞的小山村,最使人感到兴奋、新奇、而又热闹的事情就是看电影了。
那时候,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基本上每个月会轮流到各村来放一次电影。我家在村中心,每当来我们村放电影的时候,就在我家屋后面的小学操场上。
到了这一天,刚吃过中午饭,村里的小伙伴们就把家中的大凳小椅全部搬到操场上,抢占最好的地盘。然后再去放牛或做其它家务活。
黄昏暮色中,村民们便三三两两,或端着凳子、或拿着火把、或带上雨具,肩上背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小孩,兴高采烈地看电影来了。
这时候,我们下午摆好的凳子就成了香饽饽,看哪个同学跟我最要好,就把座位让给他坐。当然,他们也不会是白坐的。有的带来花生、有的带来葵花子、有的带来炒麦子,大家一边看电影,一边津津有味地吃零食。
那时的放映设备很落后,放映员的技术也很一般,机器经常出故障,有时一修就得半小时,甚至一、两个小时。但村民们是极有耐心,一直要等到机器修好后看完电影才罢休。有时实在修不好了,大家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临走时还要打听,第二天晚上会不会补映。
看电影过程中遇到下雨是常有的事,但大家都毫不在乎。撑着雨伞,戴着蔸笠,披着蓑衣,甚至顶着一块塑料布也要把电影看完。也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董存瑞》,与《小兵张嘎》交上了朋友,跟《铁道游击队》一起去打仗。这些电影情节,至今都记忆犹新。
电影刚放映完,操场上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大家呼朋唤友,找到自己的同伴或亲人后,一排排地离开。手里打着的电筒或火把,就象一条条火龙在乡间小路上蜿蜒游动。人们边走边争论着剧情,讨论的话题高度集中统一。
第二天上午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同学们争论的话题还是电影的情节。有的模仿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有的大骂哪个是特务、狗腿子,个个爱憎分明,一直争论到老师进了教室才罢休。
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原人民公社改称为乡政府,公社电影队也解散了。继而乡里办起了电影院,离我们村有两、三公里路程,每看一场电影要5角、1元钱。这在当时对我们乡村孩子来说,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有时的确好久没看电影了,看到电影院贴出的海报,心里痒痒的,就想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熟悉的人带我进去,或者干脆趁守门人不注意时挤进去。有时在门口死死等待,直到电影快要放映结束时,守门人就放我们进去,即使只看到一点点结尾,心里还是很知足的,毕竟没有白跑一趟。不过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即使挤进去了,碰到半路查票,守门人还是要把你撵出去。
又过了几年,乡村里兴起了办红白喜事放电影热。谁家儿子结婚、老人生日做寿或者乔迁新居,几乎都要放电影,我们不用花钱又可以看电影了。
到了九十年代初,电视机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大家聚集在一起看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也至少有十七、八年没有看那种露天电影了。如今尽管打开电视机有电影频道,我也只是偶尔看一下,几乎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看完一场,而且总觉得现在的电影似乎没有过去那么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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