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中开始，我就想当记者，但至今还是个“编外记者”。
记得从我读初二开始，村委会就把我家做为临时办公场所，村里开大会、小会都放在我家里，订阅的报刊、杂志也往我家里送。
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总之，从那时开始，我就离不开报纸，视报纸为知己。每当报纸一到，我如饥似渴，恨不得一口气要把它们读完。这在当时那个边远山村来说，能免费读到报刊杂志，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那时，《湖南日报》、《湖南农村报》、《湖南科技报》经常刊登有关家乡武冈的新闻报道，而且很多都还在头版显眼位置，标题十分醒目。慢慢地，我又发现，每当报纸上有关于家乡的新闻时，后面的署名几乎都有“刘兴华、关贤华”两个人的名字。那时，我总觉得这两个人非常神圣，肯定是了不起的大记者。再后来，我又慢慢地发现，有时报纸上也写上了他们两个人的单位：“武冈县委宣传部”。
上高二时,我突然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认为自己反正是考不上大学的料, 何必那么辛苦去挤“独木桥”，不如另辟蹊径，做些自己爱做的事，混个高中文凭算了。
于是，我迷上了新闻和文学。每个周末回到家里，就把报纸上喜欢看的新闻和文艺副刊上的美文剪下来，然后带到学校贴在剪贴本上。每当早读或自习课时，就拿出来细细品读。
读得多了，有时发现身边有许多新鲜的事，也想动笔写出来。可试着投了几篇，就是不见回音。于是我冒昧给刘兴华、关贤华两个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表达了对他们两人的敬慕，并想请他们当老师，教我如何写稿。
仅一个星期时间，我就收到了他们的回信。信中，两位老师对我大加鼓励，告诉我投稿的方法，并给我寄了一份写有各家报社地址和邮政编码的资料。结尾的时候，又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如获至宝，经常拿出信来读了又读。
过了不久，学校打破惯例，开展学生评老师活动。我认为这是一件好新闻，就写了一篇稿件寄给他们。
过了几天，校长突然派人叫我去他办公室。走进校长办公室，里面坐了两位陌生人，一个圆脸，比较胖，另一个身材比较瘦。
来人见我进去后，马上站起身来。稍胖一点的先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我们是县委宣传部的,我叫刘兴华，你的来信和稿件我们都收到了”。这时，稍瘦一点的也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我就是关贤华”。
我一下子惊呆了，想不到自己一直崇拜的两位老师，今天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两们老师吩咐我赶紧坐下，并告诉我是收到我写的《学生评老师》稿件后，觉得写得还不够清楚，专程来采访的，顺便也看看我。
两位老师详细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并反复叮嘱我，还在还是长知识的阶段，要好好学习。从那时开始，我也才知道他们俩人的真实身份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新闻干事，专门负责全县的新闻报道工作。
又过了几天，《邵阳日报》在二版发出了《打破只有老师评学生的惯例，学生评老师》一稿，文后还署上了我和他们的名字。
看到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尽管不是自己写的原稿，但我仍然兴奋不已，拿起报纸在班里奔走相告。一下子，我就成了学校的新闻人物。
高二暑假时，我又收到他们寄来的通知，让我参加全县通讯员培训班。在培训班，我又认识了武冈电台的几位老师。他们教我如何写新闻稿，怎样挖掘新闻。这次培训，我收获不小，不仅懂得了新闻稿的结构和要素，还认识了一批业余新闻爱好者。最值得骄傲的是，培训结束后，县委宣传部还给我发了一个红色的、小小的“通讯员证”。
从那以后，我写新闻再也不会象以前那样，写成中学生的记叙文了。从那时开始，我才知道，业余新闻爱好者，报社都统称为“通讯员”，如果写的多了，报社还会发“通讯员证”。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更加痴迷于写稿，并且还当上了学校广播室的“小记者”。一年下来，竟然还有十多篇稿件在报纸、电台上发表出来，其中有3篇上了《湖南日报》和《湖南农村报》。
高三很快就过去了，结局自然不用说，我落榜了。
凭着自己在报社发表了几篇文章的“名气”，毕业后，我在家乡的中学当代课教师。我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一边写稿。几年下来，收获还真不小。我所教的班级，每次参加全区学期统一考试，都名列前茅。同时，我又参加了成人高考，顺利地拿到了大专文凭。而最值得骄傲的是，我的新闻写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在省、市、县有关媒体发表新闻、言论、摄影、散文等种类稿件近百篇，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全省好新闻奖。《邵阳日报》两次将我评为优秀通讯员。
后来，我被录用为国家教师，并调到粤东一所中学教书。刚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由于语言和民俗等多方面的原因，我的信息没有以前那么灵了。于是我就尝试写教育、教学心得和散文、小小说等。
没想到写惯新闻的我，写起心得和文学作品来，也有点“得心应手”，屡写屡中，几乎每篇都在当地媒体上发表。
2000年6月，惠州《大亚湾报》需要招聘记者。我闻讯后，马上把自己发表的一些作品复印好，前往应聘。报社负责人看完我的作品后，当场就决定录用我。
作了十多年的“记者梦”，没想到在一夜之间竟成了现实。尽管报社答应给我的待遇并不高,而且还带有一定的风险,但我仍没有细想，就满口答应了。
回到学校，我找到校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校长非常通情达理，不但十分支持我，还要我以请病假为由，悄悄地变卖家具，悄悄地离开学校。
7月份，我告别了自己曾经奋斗过十年的讲台，怀着当记者的梦想，当上了一家小报的记者。
这是一家开发区小报，只有几名编辑记者。报纸每周出一期，对开四版。凭着自己积累了近十年的经历，我得心应手，到报社只有几天时间，就成为报社的主力。
但那时报社的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办报经费紧张，加上多种原因，我对报社的前景一直没有信心。
正当这时，开发区党委办公室见我文字功底不错，人也很勤奋，就把我从报社借调出来（其实我在报社也还是临时工），放到任务最繁重的资料部门，负责文稿起草工作。
这样，才做了四个多月的记者，我又改行进了党政机关。
2003年6月，单位领导见我有新闻写作爱好，又善于与媒体沟通，就辞去了兼职新闻秘书（新闻干事）职务，让我来兼任。这样，我又成了报社正式的“编外记者”。
几年来，尽管办公室工作繁多，我的主业是起草各种综合文稿，但我仍然没有忘记我的“编外记者”职责，积极给媒体写稿，提供新闻线索，并多次被《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惠州日报》评为优秀新闻秘书，《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也经常刊登我区的重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