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知青岁月

先进文化 2022-05-24 15:31 3

言宋点评：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大多知道知青这一群体。

曾青莲（右三）与小儿子及大侄女两家部分亲人游广州白云山

琐忆知青岁月
作者：曾青莲

我是1950年出生的，在1968年下乡，可以说是共和国长子，与共和国一起诞生、成长的一代知识青年。

1966年5月，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紧接着8月份出现了全国大串连，那年我初中还未毕业，学业就基本停顿；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地高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要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我们武冈文革中学（现名武冈十中）也组织了一批学生参加革命串连，带队老师说准备去长沙取经，我们开始带着被子和生活用品，后来发现沿途安排我们吃住，就暂寄放在当地。我们去了洪江安江，韶山，沿途有一些大胆男儿思想品质不怎么纯洁，到哪里都拿东西。当时我们都是走路，我们的脚大多起了血泡，后来我们好几个女知青严重的疼痛难忍，没办法只好转坐车“打道回府”，就没有去心仪已久的省城长沙。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大串连”其实也是在浪费国家的很多资源。

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的第三个年头。11月1日，县政府倡导我们这批城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我们有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走向农村工作”。并在县大会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我随着大家一起走向大会场，整个会场座无虚席，会上也有知青代表“豪言壮语”表态发了言。然后大家“对号入座”地去的各个农场、公社进行集中，包括大甸茶场、黄茅农场，带着被子等生活用品编队走路出发。那次，我的母亲含泪哽咽也参与了送别仪式。

当时我插队的农村是新东公社新东大队第六生产队，投靠落户在我姑父家。第一天我们十多个人在公社报到，公社杨秘书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告诉我们“来到了这里，就要安心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学习他们的农业技术，同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到时候还要组织你们开座谈会。”

那时，我姑父家表兄去当兵了，我和表嫂一张床睡觉，和她做伴。姑父是生产队里会计，掌握着队里的“经济大权”，家里有很多老报纸，就是我的“精神粮食”，有空时我会翻看报纸，好文章我还抄写在《学习笔记本》里。

那个时候，每天早晨都要在我姑父家堂屋里的毛主席像前，做早请示、晚汇报。当时的口号是我们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当时的主要农业劳动是挖红薯、种麦子、割牛草。在挖红薯时，记得天气有点冷，早晨地上有“白头霜。我和表嫂以及其他社员一起去挖红薯，当时我也会使锄头，但也不算“通行”，高高地扬起锄头，一锄挖下去拉出来，红薯“开肠破肚”；队长告诉我说，挖烂了红薯，下窑就不好保管，他要我把那藤蒂子去掉，待我把蒂子去掉后，结果满手都是那红薯的白色粘汁，不久变得黑油漆似的，洗也洗不掉。真的是，一双手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现我想起来还有点当时的害怕感觉。还有就是种麦子，一个人在地里抽行，一个人点麦子，我抽得不直路子（行间），只能点麦子。劳动后我们一起说说笑笑，把一切劳累丢在脑后。

1969年9月，我转到我母亲和妹妹的下放点，是父亲的籍贯地-头堂乡白羊村景福亭生产队。在那里种稻田和麦子，在山坡地开荒种玉米、葵花籽。我做为女劳动力一天挣5个工分，男劳动力一天挣10个工分，10分才算一个劳动日。由于我家族的成分是小商，大家庭成员在队上也多吃了些苦头。

1970年，我去参加了三线建设，在新晃会战湘西铁路。那个年代，我们修铁路，是用人工一担一担的把线路的土移走，最终移走了一座一座山丘；路基是人工一锤一锤的压紧的，一边喊号子一边用台锤打。在三线的时候，我发了一次病，就是胃痛得不得了，整个人在床上打滚，一只手按住胃部，整个人都在发抖；后来，是同行的几个同志把我用担架抬到师部医院，给我注射了什么药，吃了几片药就感觉舒服了，好多了，没痛了。

1970年，我又参加了武冈威溪水库的修建。该水库是1965年10月动工，1973年1月基本完工的。我在那里呆了约半年，平时住在蔡家塘老百姓家里，一群知识青年打地铺睡觉。在那里，经我姑父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兵哥哥”，就是我白头偕老的爱人。他当时在国家首都北京当兵，因他母亲去世回家探亲见了面，1971年，我就在他家农村结了婚，做为军属落户在他落子铺大队移民生产队家里。

婚后，我在生产队主要是种稻田挣工分，打禾时，去时一担肥料，回时一担草；还有对我最有印象并且对我最痛苦的是去上山为队里割牛草，我用手把茅草抓住，手一下去就是割开好多口子，后来，队里人教我首先拿茅草刀把它打下去，然后再用手抓住会减轻被割口子，再就是请假上山去捡杉树柴，我的手也碰得都是伤口，一回到家，洗手时简直是痛得不得了，哭笑不得，受那样的苦痛，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忘的。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十分重视和关心知识青年的工作、生活和返城问题。到1979年，政府也解决了我的工作，我返城在我父亲的粮食系统开始上班。

以上是我十多年知青工作生活的一些小片段。由于当时年纪轻，社会讯息闭塞，媒体传播远不如现在不发达，我对这段社会变迁的认识不多思考也不深。其实从中国的发展上来看，知青的历史是具有我们共和国时代特征的一段重要历史，与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等国运也是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现了粮食严重短缺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深感“粮食问题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问题”。1955年，我国学习借鉴了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的经验，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我国1955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与中国城镇就业压力增大，而农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属于探索阶段；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提出面对农村，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口号；这个阶段，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1966年下半年之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带有一定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最新指示”公布开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样一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便掀起了更大热潮。

据悉，武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始于1956年，150余名武冈知青来到城步南山，组建邵阳专区第二青年集体农庄，从某种角度讲，南山牧场是由知青们开始建设起来的。自1963年起至1978年，武冈全境共组织了5747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年后的今天，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经历铸成了我们那代人心中永远难忘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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