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当今学子读书、考大学，我就会想起自己艰难困苦的求学之路。如今的学子读书，是看你愿意不愿意去考学校、能不能考上学校。我们那时，是准不准你去考学校，你有没有资格考学校。这种不同，老三届人的感受最深。最近在家清理保存数十年的照片，一下子又勾引出一系列关于读书的回忆。
小学是民办的。
我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 小，是在公堂街后的旧关帝庙和一座小木屋度过的。记得入学检查听力，老师拿一个闹钟让我们听的达声，我感到好奇怪，不时回头去看。老师以为我听力有毛病，反复好几次才放过我。
高小是在九塘祠堂里上的，是民办高小。空荡荡的一座祠堂，只有高一、高二两个班。当时正逢大跃进，高一年级全没有上过课。开始到九塘几个生产队劳动，上树摘桐子。后来，又参加大炼钢铁。那时，安乐桥是大炼钢铁的基地，我们那里的人都去了。我在那里，是去栗山园挑煤炭。好在对我们也没有专人管，我与我的一个堂兄后来跑回家了。
高小二年级，才正式读了一年书。好在碰上了周锡季老师，让我扎扎实实读了一年书，高小二年级参加全县作文比赛，获第三名。
60年下期考上武冈二中，就读于初30班。进校时，正是过苦日子的后一段时间。13岁的我进校检查身体，体重只有25公斤。好在当时进二中读书，户口、粮油关系转到二中，吃饭问题解决了。但是好景不长，过了一年，部分学生要“下放”，不能读下去了。我在下放之列，只好拿上粮油关系，回到家中。父亲得知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声。
下学期快要开学的，我的同学熊松华专程跑到我家，说下放的同学可以办转学证，转到六中去读书。父亲一听，领着我就往二中跑，说是祖宗保佑，又可以读书了。
这样，我从二中转到 六中读完初二、初三，63年下学期又考回武冈二中，分在高44班。
进入二中读高中的第一学年，是我学生阶段比较顺利的一年，一进校就担任班长。63年下学期、64年上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
64年下学期，犯了大“忌”中学生谈恋爱，获警告处分。那时没相机，没保留公开张帖的警告处分照片。
犯了大“忌”之后，我将精力投入到中长跑锻炼之中。在教体育的谢武晋老师的关心、指导下，我的中长跑进步很快，获奖多多。高三年级后，又让我当上班里的体育委员。选三张获奖的图片，证明没有说谎。
1966年，毕业考试结束后正在准备参加高考，文化革命开始了，老三届学生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回家务农，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老三届人，当农民也不甘心落于人后。参加修水库时，我被评为五好民工。
岁月在流失，想读大学的心思却不仅没流失反而更强烈。1977、1979年恢复高考，我以为有机会考大学了，谁知当时负责招生工作的一个县领导却不让我报名，说我结了婚。其实，当时报考的没几个是没结婚的。他只是以此当借口，原因是文化革命不是一派的。这样，考大学的梦又成了泡影。
调入东风公司后，我得知武汉大学放宽年龄招收插班生的消息，读大学的心又萌动了。于是，年过四十的我，来到武汉大学读书。与此同时，我家老大也在上海读大学，老二、老三正在读高中。一家五口，四个人读书。更罕见的是，我的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与我家大儿子一样大。
几十年的梦，终于成真。1991年毕业，一个老三届人总算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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