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湘西南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山村,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那一年,我与子千、荷君、永宝相继来到人世。这四个中,我出生得最晚,个子也最小。所以,当他们读三年级时,我才跨入学校的门,当他们跟我讲“水”读“水”不读“许”时,我感觉害辱,感觉与他们不是同路人。
我们四人中,子千的读书成绩最好,小学才读三年,就直接升入初中,而初中才读两年,就直接升入高中,高中虽然复读一年,可他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华侨大学,读旅游经济管理专业。
我比较笨,小学读了七年,因为一年级老师不想教书了,要下海,害得我们全班所有同学多读一年。而初中也未能像子千一样跳级,正儿巴经地读了三年。
我是在山村中学读,用句老掉牙的话来说是山中无老虎猴子成霸王。虽我然成绩优异,出类拔萃,可仍未能考上中专。而高中,因为考过中专,不多交二千大洋赞助重点中学就不录取。没辙,我去了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下中学渡过三年。
到我高中毕业时,子千已经工作,分配在我们县委招待所,虽是办公室主任,其实没啥事可干,能否正常发工资,也是问题。所以,他努力复习,终于考上研究生,尔后,据说工作仍不理想,又努力读书,考上了博士,且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博士,彻底让我傻眼。
我也复读两年,可在读书方面与子千不是同一级别的选手,不单考不上硕士博士,就连本科专科也考不上。加之家庭贫困,1998年的春天,含泪踏上南下的客车,开始自己的打工生涯。自此,与子千的联络越来越少,甚至音讯全无。
不知不觉,一晃十几年过去。我也即将跨入四十的门槛,在即将启程回乡过年之际,打电话询问那些童年的伙伴,才知道子千博士毕业后去了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上班。通过百度搜索才知道,他已经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士后毕业。
说心里话,在我们那群放牛娃中,可能谁也未曾想过会读博士,更不可能会读博士后,且是中国顶尖的高等学府。可子千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实现了。让我欣慰,让我佩服,让我震惊。
我已是生意人,偶尔写写文章,虽是作家协会中的一员,可与子千的距离已极其遥远,即使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形容,感觉并不为过。
年后,可能因为生意,或许因为会议,我也要去北京走走。不知子千这位国家旅游局的领导、北京大学的博士后,会否再见我这位放牛时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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