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放蛊”

小时候，曾听父亲说我们生队某人之父在城步时被人放了蛊，回家后肚子慢慢地浮肿起来，终不治而亡，很恐怖。放蛊的故事，还听人笼统地说过一些。前两天，读宋人洪迈的《夷坚志》，说到了福建蛊毒的盛行，激发了我对这一现象作一稍详了解的兴趣。

洪迈提到福建古田、长溪有蛇蛊，金蚕蛊，蜈蚣蛊，虾蟆蛊。蛊毒的制作，是选择雌雄配对的蛇、金蚕、蜈蚣、虾蟆，将它们置于水中，交配过后，这些有毒的害虫才会产生蛊毒。提取蛊毒后，必于当日使用，过一个晚上则不能发挥效用。人们中蛊后，痛苦莫名直至死亡，洪迈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药初入腹，若无所觉。积久则蛊生，藉人气血以活。益久则滋长，乃食五脏，晓夕痛楚不可忍，惟啜百沸汤，可暂息须臾。甚则叫呼宛转，爬刮床席。临绝之日，眼耳鼻口涌出虫数百，形状如一。渍于水暴干，久而得水复活。人魂为虫祟所拘，不能托化，翻受驱役于家，如虎食伥鬼然。死者之尸虽火化，而心肺独存，殆若蜂窠。

中蛊的人最初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日子稍长后，毒性才会发作，侵蚀五脏，病人一天到晚痛苦不堪。只有喝百沸汤才能稍稍减轻点痛苦。临死那天，眼耳鼻口都会爬出很多形状大小一样的蛊虫来；这虫的生命力极强，弄干瘪了，遇水仍可存活。即使把尸体火化，那心肺是烧不烂的，呈蜂窝状。人死后，不能投胎为生活较为安逸的人，只能作苦力。

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记》卷五引《南中杂记》：

沅江土司，世传蛊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十月，则阖门并命矣。

湖南沅江土司的做法似更高明。这土司，大约是对朝廷遣流官以治当地的举措很不满。他下的蛊，是让地方执政官慢慢地死去，时间掌握得很好，在任期间是不会死的，离任十月后必死无疑。即使官方存疑，土司也会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地方官的死，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人们说以蛊害人现象，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较为多见。贵州地区的苗族，蛊毒有斑鸠蛊、老蛇盏、麻雀蛊、蛤蟆蛊、乌龟蛊，放蛊的人多为女子，有蛊毒的妇女，眼角发红，脸上长着异样的毛、额头发着别样的光。发作时，全身不舒畅，必得将毒放出，对象可能是他的仇人，机缘不巧时，也会找其他人来残害，甚至会有自己的亲人。她如果不放蛊毒，就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放蛊的方式 ，或藏于食物中，或与人接触，乘机放蛊。中毒重的，立即死去，较轻的，则头昏目眩，腹痛不止，直至衰弱而死。中了毒，也不是全无办法。解蛊的方法，找专人用蛋来收，再用桐油烧，据说放蛊的人立时三刻会死去。又有一种说法，解蛊也可烧食放蛊苗妇的手巾、布块，甚至她家的粪便。还有一方法更绝，即心理避蛊法：若遇蛊妇，知其必放蛊，心中默念“你有蛊，我有解药，你蛊放不着”，便可避免。

现代有些学者，对放蛊的神奇力量并不相信。李植人1941年写过一篇文章《苗族放蛊的故事》，认为蛊毒与苗族人居住的环境不卫生有关，说苗族妇女放蛊是社会上轻视女性的表现。邝充1940年在《贵州日报》上发表一文《说“蛮烟瘴雨”》，也认为与卫生条件差有关，当地人能适应，外来人水土不服，易生病，同时苗民也时常以放蛊来吓唬外来人，因为他们常受汉人欺负，靠这办法消极的与外面世界隔绝。

参考文献

吴泽霖、陈国钧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