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故事多 文化积淀厚

小城故事多 文化积淀厚

——读鲁之洛的散文集《小城旧韵》

邹琦新

新书增喜，旧韵挑愁。喜的是老友鲁之洛在古稀之年，“用朴实、自然的语言”，为他的故乡古城武冈，创作出一部“具象而绘声绘色”的《小城旧韵》。愁的是我这个来到武冈所在的邵阳地区生活了44年之久的外乡人，曾多次参访武冈，后来却较难寻其旧韵，亦难觅其古踪。

什么是文化？大而言之，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过，阐释这样抽象的概念和定义，乃是“学者们、政要们”的任务。作为文学家的鲁之洛，对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自有其独特的认识和理解：“只要是民众生存之必需，不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不渗透、沉淀在那些世世代代乐此不疲的琐屑的习俗、风情、风物之中。这就是文化，最具体、最生动、最丰富的历史文化。”（《小城旧韵·后记》）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艺术思维，运用具象语言来描绘社会生活，后者是通过逻辑思维，运用抽象语言去阐释社会现象。其实，学术乃是从万千琐屑的具象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判断、推理，已不是血肉丰满的活体，而是骨架裸露的标本。《小城旧韵》则是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前，作者记忆中儿童少年时期目睹、耳闻、亲历的吉光片羽，加以整理、联缀、描绘而成的精美散文。它使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武冈的山川草木和城塔街巷等风物尽收眼底，把衣食住行和喜怒哀惧等人事和盘捧出，同时也就挖掘出了蕴含于这一小城中“最具体、最生动、最丰富的历史文化”。正如著名散文家杨闻宇所说：“产生初读时耳目一新，复读时思路上会返朴归真的艺术感触。”（《小城旧韵·序言》）

我们捧读《小城旧韵》，就仿佛跟随着一位对故乡像熟悉“母亲脸上的眉宇、发鬓、额纹一般”的老向导（《小城旧韵·后记》），通过时间隧道，返回半个多世纪以前，神游这座古称都梁的小城。在作者的引领之下，我们先从老南门洞子入城，沿着曲折穿城的清澈龙渠，往返跨越兴龙、攀龙、犹龙、骧龙、袁龙、玉龙、化龙等多座桥梁。然后顺着巍然蜿蜒的青石城墙，来回串游迎恩、薰和、庆成、清渠、小东、新城、太平等多座城门。接着依次概览各具特色的篾货、桶匠、伞铺、扎纸、炮仗、金银、绸锻等多条行业街。在城中自然也会徜佯皇城坪、瞻仰三义宫、绕行武陵井、窥视张家园。出城来必然还要攀登云山堡顶、礼拜双峰禅院、仰望兄妹塔、俯钻法相岩。如果累了，不妨间或坐下来欣赏龙舞、狮舞、蚌舞、阳戏、傩戏、祁戏、木偶戏等多种民间乐舞。如果饿了，不妨掏几个小钱品尝米粉、红鱼、红肉、红大肠、揪粑、猪血饼、血浆鸭等多样地方小吃。我仅摘引《小城旧韵》部分篇章中所提及的人、事、物、景，不仅可以鸟瞰小城之概貌，而且足见小城环境之丰美、物产之丰饶、历史之丰赡、民俗之丰富，总之是文化积淀之丰厚。

当然，艺术散文绝不是旅游路线图，也不是文物解说词。我佩服作者运用生花之笔，妙在“韵”字上作文章。“韵”虽“旧”，但描绘出古城的诗情画意，饱含着对故乡的浓情蜜意。比如写道路，一条贯穿老南门洞子，连接小城内外，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成的路，是过去江南城镇中常见的路。但因“风雨洗刷，岁月更替”，“全都磨成镜子般光亮、平滑”，“踩在上面，人轻得飞得起”。“特别是夏天的早晨，路面凉得冰镇了一般。光脚走，连心都是凉咻咻的。”但夏天中午由于“三个来小时的猛火日头烧烤，将石板、卵石烤成烙铁似的，脚踩上去烫得跳。只得踮着脚尖，猴子跳圈一般跳着走”（《老南门洞子景观》）。一条普通寂静无声的路，在作者笔下竟变成了一条活泼欢跳的路。又如写渠水，一条源自深山，汇入资江，穿城而过的龙渠，是至今江南城镇中多见的渠。但因“久雨初晴的新春，满河‘啪啪’的捣衣声，应着高墙的回音，在碧空旋荡，连直插云端的白果树梢，也似乎在震动”。“夜幕初落的盛夏夜，渠水成了男人和孩子们的世界。借着朦胧的夜色，行人稀少，男人、孩子坐浴其间，用来自深山的溪水，将浑身和整个小城一天的汗尘，一揽子洗个干净，冲得凉浸浸。”“每逢节日来临，渠水最早奏起节日欢歌。一双双女人灵巧的手，在水里剖鸡、剖鸭、剖鱼……”（《渠水河上八座桥》）一条平凡静谧流淌的渠，在作者笔下竟化成了一条欢歌笑语的渠。再如写吊脚楼，沈从文写过湘西南沅水上的吊脚楼，古华写过湘东南芙蓉镇的吊脚楼，鲁之洛笔下湘中南资江畔的吊脚楼，又具别样风情：“它的楼台伸入水面宽，有成千根细柱直接支撑在深水之中，且柱影相随，楼水相依，也富水乡神韵。”武冈的吊脚楼更在于“其间许多乐趣”：可以在楼下垂钓，请楼里米粉店的大师傅“做出不带骨刺的鱼肉米粉”；可以从楼板缝隙中丢下几根米粉，引得水中“小鱼箭也似地常来抢食”；可以在楼上冲凉，从河里吊水上来，哗地从头淋到脚，又从楼板上漏下去，“好不凉爽，好不痛快”（《水南桥风光》）。还如写吃食，我吃过昆明的米线和武冈的米粉，也嚼过北京的烤鸭和武冈的血浆鸭，实事求是地说，都是各地的美味，都是独特的佳肴。但故乡之情乃人之常情、真情、隆情，人们都会对故乡的一切情有独钟，认为故乡之水最甜，故乡之味最美。作者说：“闯南闯北没见哪个地方吃血浆鸭，走东走西忘不了家乡的美味血浆鸭。”“北京的烤鸭，鸭肉全是突击填喂出来的，肥而腻嘴，香脆而不耐吃。武冈血浆鸭的特点是香甜、骨脆、肉松、不腻，椒多而不辣，加醋而不酸，八方合味，南北咸宜。”（《特色独著的血浆鸭》）云南米线虽然“码子好、汤好，而主体的米粉反显味薄而淡了”。武冈米粉则妙在一个“早”字和一个“炒”字上，是“把汤里的味不断地渗进粉里了”（《不亚云南米线的米粉》）。他这么一描写，我这个吃过武冈血浆鸭和米粉的人，倒是遗憾自己过去只顾狼吞虎咽，真想重返武冈再细嚼慢咽，去品尝那独特的风味了。人们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口尝不如目赏。在影视和网络等现代化媒体普及而兴盛的今天，有人曾哀叹文学正在走向衰落，我却不以为然。在直观性方面，文学虽然不及影视和网络等视听综合艺术，但文学具有永远不可替代的特长和优势。且不说任何现代化的综合艺术，都得以文学为基础，更在于以纸质为媒体的文学，是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通过作家思维的艺术创造，转化成语言这种人类思维的物质外壳，来描写自然、反映社会和表现思想。文学的优长就是使读者在语言艺术的作用下，运用自身的生活体验，在思维中进行艺术的再度创作。《小城旧韵》就确实能够使未到过武冈的人产生想像之美，使曾到过武冈的人产生回味之美，因而具有高于自然美和社会美的艺术美。

鲁之洛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而且原本就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家。古稀之年尚能在《小城旧韵》中怀着童心，写出童真，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并勾起深藏在自己意识中儿童时代的童趣。比如石狮石鼓，在任何儒祠、佛寺、道观，乃至官衙、豪门的户外，都是常见之饰物。然而，武冈文庙中的石狮石鼓竟“曾给我们低年级的学生以极大的乐趣”：“每当下课钟一响，我们就蜂拥着、呼喊着飞奔出课堂，去抢骑蹲狮。腿脚稍慢，就只能骑石鼓了。再慢一点的，什么都骑不到，只好一旁垂涎。慢慢地，同学间就有了强者、弱者，胜者、败者之分；又慢慢地，形成了强队、弱队，胜阵、败阵的小圈子，常常为此抗争、吵嘴，影响按时回教室听课。”（《文庙记趣》）小学生们为骑石狮石鼓而争胜，又仿佛是石狮石鼓在向小学生们争宠，因而没有生命的石雕似乎被赋予了童气和童趣。再如放风筝，这大概是全世界地不分中外，时不分古今，人不分老幼，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人类最为普及的游戏和运动之一。作者之所以人到老年仍能扎风筝、放风筝，就是因为在孩提时代，“专为看师傅如何扎制风筝”，所以纸扎街是他“春季去得最勤的地方”，从而当时就“几乎学制过所有的风筝”。即使人已半百，尚能为孙女亲手扎制MeiLu风筝，按其孙女的活说，让“MeiLu飞进了太阳”。待到年过花甲，也能在珠海亲手扎制鲶鱼风筝：“它那冉冉升空，长尾巴款款摆动的情景，成了碧海蓝天之上一道绮丽的风景，引来不少人的观看。”（《五光十色的三条街》）这真如苏轼所言：“鬓微霜，又何妨”，“老夫聊发少年狂”。又如写抗战期间“陈家山俘敌的故事”，就生动地再现了一场战斗之后，“我”同农家孩子放牧砍柴时，活捉鬼子逃兵的情景：“几个孩子绕到后面，钻进刺蓬拖住那鬼子的双脚，另一个孩子从正面钻进去，夺了鬼子的枪，这样才逼着那个鬼子瑟瑟缩缩从刺蓬里钻了出来。”（《深记于心的两个故事》）还如叙述已逃难至城外近一年，刚十岁的“我”，奉爷爷之命，带着才七岁的堂弟，返回“没有居民的军营之城”，冒险探家的经历，也颇有抗战时期儿童团员深入敌巢进行侦察的意味（《临战时的古城》）。如果这部《小城旧韵》仅是介绍山川地貌，描绘街巷风物，叙写吃食制作和辨析历史掌故，而没有孩提时代的抒情主人公穿插期间，可能这部文集只能称之为小城之地况、史实和风物等的说明文字，而不能称之为文学作品。文学是人学，是人的活动学，是人的感情学。正因为《小城旧韵》中每一节都有城内的市民、城外的农民、作者的长辈、作者的伙伴，尤其是作者自己的音容身影活跃于字里行间，所以才具有了人气和情味，从而具有了灵气和韵味。

鲁之洛笔下小城武冈之“旧韵”，确实令人心醉神迷，但也使人心碎神伤。“文革”前，我攀登过跟明长城历史同样悠久的武冈城墙，瞭望过较意大利比萨斜塔年长272岁的武冈斜塔。那“高两丈、宽八尺”，“箍桶似的将武冈团团围住”，素有“盖天下”之美誉的青石城墙，如今还能“巍然蜿蜒”护着古城吗？那雄踞城外高岗而斜插蓝天，“塔顶下方八周，缀以各类花饰”的七层花塔，如今还能“装点小城的古雅清秀”吗？作者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写出了“文革”初期自己作为“黑作家”被“管制劳动”时，亲手参与拆毁古城墙去修筑拦河坝的一幕：“那真是特殊年代下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现呀！只要符合一时的政治要求，符合某位长官意志，就可以不顾头本，不问整体利益，不惜人力物力地干。试想想，毁几百年的古城墙，切断小城航运，在一般情况下能办到吗？这当儿，我内心里突然浮动在被批斗、在被放逐农村时都不曾有过的负罪感。一种参与拆古城墙，参与抬运走城墙古石的负罪感。”（《托坪坝风云》）更为“不幸的是花塔在1969年被炸毁了，一座有八百九十一年历史的古塔，竟然毁在一些愚昧决策者的手中”，他们“不作任何科学研究，只看到它身上‘砖’的用处，就将它当成废物炸毁”（《东塔、花塔和冒底港、仙人岩》）。如果说圆明园是毁于外国侵略者之手，武冈的城墙和斜塔则是毁于中国愚蠢者之手。这样沉痛的教训真是太多了、太深了！北京的雄伟城墙已只剩下孤零零的前门，苏州的精美市区竟被一条大道劈成两半……平遥若不是躲在深闺，丽江若不是远离繁华，周庄若不是专家力保，还有可能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吗？近代百年的战乱，“大跃进”期间的蛮干，“文革”十年的浩劫，确实对历史遗存造成了严重破坏。但陶潜说得好：“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问题是今天还有一些大人先生们在搞着借“现代化”之名，行摧残古文物之实的“政绩工程”。与其挖空心思去营造唐城宋府明清一条街等赝品，不如花点心思来维护好老祖宗留下来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武冈的城墙屡遭破坏，武冈的斜塔惨遭炸毁，那么穿城而过的龙渠该不会像高速现代化的某些城市那样，也给它加上盖、修上路，由多桥横卧的阳渠变成一条阴沟吧？！

掩卷而思，武冈仅是湘中南的一座古城，方圆不过数里，人口不过数万，就具有如此绰约的风姿，如此玄妙的神韵。那么，拥有五千余年灿烂文化积淀的华夏，据有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神州，都市城镇，数以千计。它们各有各的地理环境，各有各的历史遗存，各有各的人文传统，各有各的琐屑风俗。如果各城各地有一部或数部步其后韵、谱出新声的佳作问世，那么总汇起来，定能不但为当代读者认识故乡和祖国提供优美的精神食粮，而且为后代读者留下一部既有史料价值，又有美学意义的宏大典藏。当我们民族跨进21世纪时，各地像鲁之洛这样兼具丰富经历和创作能力的人，原本就不是较多，何况大多早过花甲，有的也达古稀，甚至已是耄耋。如果有关部门不能迅速倡导、组织和支持这样的作家和学者们，运用他们多彩之画笔，写下他们多姿之记忆，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遗憾，甚至是一个难于弥补的损失。因为后代读者不但不能直观已经毁弃的历史遗存，而且不能通过文字去想象那曾经存在的“最具体、最生动、最丰富的历史文化”。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完全有必要、有条件、有能力完成这一文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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