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坪垅里好大丘，三年两不收。”这条农谚，真是状尽了托坪这个米粮乡的优劣。
走出武冈城东门，只须一个小时的路程，你就会见到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田畴，三面青山环抱，一面碧水相绕，谁都会赞：好一处富饶之乡！它确是小城一个重要粮仓。只是这片丰腴美丽的土地，过分依恋于老天爷的滋养。只要二十天来不下雨，田里会断水；三十天不下雨，田土就会冒青烟；四十天不下雨，就会禾苗枯萎开白坼，造成颗粒无收。
救急的希望在绕南而过的资江。
那时资江水源丰富。上游无水库，且溪流、小港多；地下水又充足，特别是那条自高山峻岭间奔腾而来的威溪河，终年饱满丰盈地流入资江。任怎么干旱，也是有足够水源供给托坪田凼的。遗憾的是流经托坪这段河床过低，河水难于直接引入。要用资江水灌田，只能在河床较高的上游筑坝。那时武冈没有公路，物资交流靠水运，资江实际是小城的经济生命线。筑坝会切断这条生命线，怎么使得？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水运为农田暂时让让路，临时筑坝，应十天半月的急。这办法不知是哪年哪月聪明的祖先们想出来的？反正年月久远，已成成例，一当危急时刻，就在七里桥和白园里之间的高河床处修筑临时水坝。这地方，人们习惯地叫它托坪坝。
四十年代初，战争灾难还未直接袭击武冈，其它灾难，却已先期而至。在我稍知点事的四二、四三、四四这些年里，火灾、虫灾、旱灾不断袭来，哪年也没停过。资江河上，也就年年竖起托坪坝。时年八、九岁的我，也得机会，随托坪的孩子们一道，到筑坝工地上看过两回热闹，目睹过修坝的激烈、亢奋的劳动场面。
那真是一种高度协作而紧张的劳动！
筑坝的主要材料——楠竹，是早就备好了的；对五百多米宽的河面地段，也早就按村、组分好了任务。各家各户集合而来的几百劳力，一大早来到工地后，就各执其事地繁忙劳作起来。有的破篾编织“猪栏座”——一种一丈多高、澡盆般粗的竹笼；有的从河里捡卵石，在四面堆成无数大石堆；有的在河滩草地上铲草皮，垒成若干长长的草皮墙。这些工作结束后，会轻松地休息片刻：让大家抽烟的抽烟，打盹的打盹，喝水的喝水……艳阳暖暖地照，河水哗哗地流，人们嘻嘻地谈笑，好一幅轻松、和谐的闲趣图！
待三两袋烟工夫过罢，骤然哨声响起，谈笑戛然停止，人们迅速相聚成堆，由各自的领头人一一细作交代。之后，哨声又响，见一队人将“猪栏座子”搬入河中，拦河排成长队，并顶着急流将它们固定连接在一起。这时候，又是一阵哨声。随着哨声，静候在河滩上的人，争先恐后剥下身上的衣裤，一个个赤裸着。天是那么高，地是那么阔。蓝天上没有一丝云彩，两边岸上也没有别的行人。这完全是一个赤条条的男子汉的世界。就在这一瞬间，急剧的锣声压过哗哗的流水声。随着锣声，所有的人都硼硼扑向河心。
一场争分夺秒的激烈战斗展开了!搬卵石的，像传递带似的将一筐筐卵石倒进“猪栏座”。快，快，要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快！这是在与河水抗争，这是以人力煞住河水肆流威风之争。为了不叫河水推走一块卵石，让卵石快快聚集成一种强大的阻力，不容许倒石之人有片刻的缓慢与懈惰。锣声越来越急促，急促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投石也越来越快速，快得恨不得连同自己也一道倒进去……整个河道，上下天空，响彻一曲锣响、人喊、水喧的高昂交响乐。
最激烈的十来分钟过去后，河水很快变小了，可锣声却在加剧。原来另一队搬运草皮的队伍，开始了与河水进行同样激烈的博斗。他们一个个几乎全是潜水战斗：拼命地将一块块草皮，挨着“猪栏座”踩下去，踩下去……在“猪栏座”那面深水处，砌成一道与“猪栏座”同样高的宽宽的内墙。
河水被完全切断了，河道露出一片湿漉漉的青底。这时，锣声止了，而另一个高潮又出现了。那是前来观战的百十号孩子，也赤裸着扑向干涸的河床，追捉逃窜的鱼虾。河鳅、沙鳖、河虾多的是，它们在蹦在跳，可我追扑得上气不接下气，也捉不到一条。农家孩子有经验，早早准备了一块扁石，见到就砸。砸一下，得一条；砸一下，得一条。没多久，将一条早准备好了的柳条儿串成一长串。
然而，在托坪作田最辛劳的还不是筑坝，而是给田灌水。坝筑好了，河水顺水渠历五华里之遥，流到了托坪，再转流到田垅间大大小小的水圳。这时，有上万亩的田地在焦渴地期待甘霖般的河水。田有前有后，地有高有低，所需有急有缓，有多有少。急要的急不来，需多的多不了。大家都是应急，大家都要靠稻田吃饭。要做到不争水，不抢水，全凭诚信、自重约束。放水的先后，由抓阄判定；用水量的多少，按田亩大小摊分；放水的时间，没钟表掌握，靠的是土办法——用燃香火的尺寸来估测。如果是放水田，那自然轻松点，只须守着香火守着本份就行了；但多数不是放水田，水流进小圳后，还要经水车提水才能进田。一递水车水能进田算万幸，有的须两、三递水车，才能将水车进田里。总是要忙个手忙脚乱的，稍迟一会，水没车足，香火过寸了，对不起，该轮到别人用水了。没法子，你只能看着自己的田挨干。
还有为水差点要流血的危险事。四三年干得历害，好容易才把坝筑好，正忙着放水的节骨眼上，撑来了几艘货船，由披黄褂子的枪兵押着，说运的是十万火急的军火——天晓得是不是军火，说不准是哪个贪官污吏的走私货哩！——他们要挖坝进城。老天爷，挖坝不就是挖托坪民众的命吗？于是，满垅一片急锣声，群群梭镖、鸟铳、耙棍、马刀的农民，一齐奔向托坪坝，与押船的兵丁，在坝边的沙滩上对峙着。一边声言：若不让挖坝就用机枪扫；一边也不示弱，说谁要挖坝就用马刀砍。双方都不肯退让，就这么对峙着，对峙着。那一天，在托坪四、五平方里的蓝天上，不见升起一缕炊烟。谁家都有壮实男人在坝上，哪家屋里的老人、女人都是坐立不安。不过，那回机枪确是响过，但是朝天放的。农友手里的马刀也是挥动过的，只是没朝人脑壳上砍。天知道是什么人物的斡旋，终于在没酿成流血事件的前提下，坝没挖，船过了，事件平息了。
这一年的托坪坝，还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从上海疏散来的十多船书拦在坝下。他们是文化商人，虽有财势，但能悯民。双方很快就协商好了，船不过坝，将书卸在附近的“南天庙”里。南天庙很闻名，它建筑优美、宽敞，特别是每年都要请最好的祁戏班子唱上半月、二十天，是小城民众冬闲的文化福地，现在又成了极富有的书库。其时被日本飞机逼到我家来的几个成天寻书读的高中、大学生表哥，突发了上南天庙偷书看的灵感，以“窃书不算贼”的理由，约我同行。我的任务是在墙外放哨，见有人来就抛石子发讯号。就这样偷回了两背篓书，都是他们认为极难得的好书。我放哨有功，也得到一册《鲁宾生飘流记》和一套《三国演义》。这都是在我来极难读的书，看到书就脑壳皮发麻，表哥们却说再没有比这更浅近的书了。这话使我产生一种浅薄至极的羞愧感，促我燃起强烈的要读的愿望。果然终于将它们似懂非懂地翻完了。《鲁宾生飘流记》给了我一脑门糊里糊涂的想象，而《三国演义》让我记住了刘、关、张、赵、孔明的名字外，还记着“取尔首级，如探囊取物”、“龙岂池中物，乘雷欲上天”两句话，并用来保护过自己。头一句是我和小伙伴们取闹时的口头语；后一句则在应对表哥们的嘲笑时用过一回。那时我特喜欢画画，而且发表欲强，常用木炭在板壁上涂鸦，表哥们自然看不起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上面批了嘲笑我的话，我羞愧不过，无师自通地憋出了“龙岂池中物，乘雷欲上天”这句话，并也把它写在壁上。这回居然起了作用，从此表哥们不再嘲笑过我。可叹自己太不争气，纯然放一通大炮，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连一片树叶子也画不像。
我的这一段读书表现，被细心的爷爷注意到了。一天，他拿了一本木刻版《三字经》，将我唤到面前，说要给我讲《三字经》，一天讲两句，每天讲一次。我口里答应着，心里直觉好笑。爷爷是老糊涂了，一天讲两句，明明白白的六个字，有什么讲头？我哪晓爷爷年轻时是饱读经书的。他生于光绪五年，苦读到二十多岁，正想考个功名，不想科举废除，只得教家馆，课儿郎。正不得意时，西风东渐，生意人吃香，他领着哥哥和弟弟，弃儒从商，在头堂上开了一爿杀猪、蒸酒、磨豆腐的槽坊铺，不想生意极旺，三兄弟发了财，便移居城里，成了城里人。这一回，他是要把沤在肚子里几十年的经书，在我面前展示一下。果然是每天讲两句，一共六个字，可每次都是讲一个多小时。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表面看来简简单单的《三字经》，其中包含着许多典故，知识丰富得很，简直就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这引起我从此对此类古书的肃然起敬。
或许是一种缘分吧，在我三十一岁那一年，竟然又参加修建了一回托坪坝。只不过这回筑的不是临时坝，而是修建一座长年稳固的石坝，还有了个“兴安堰”的新名。
那是“文革”初期，我被作为“黑作家”批斗了几场之后，就遣送到托坪“管制劳动”。我本生长在城里，托坪只是祖上的老家，不是逃日本，我是不会有机会去那里的。那里没有我的直系亲属，一个人去了，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只是给生产队增加了个负担。队里的基层干部和主要劳动力，又都是我少年时代一道上山放过牛、下河摸过鱼、草坪里放过风筝的好朋友，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理由下狠心来“管制”我。正不知拿我怎么办才好，“兴安堰”工地来催要劳动力，于是在长者的建议下，生产队把我派了去。临行时大队书记对我说：“老师，你去那里好，有现饭吃，还不用交饭钱！又离城里近，看堂客也容易（他还不知道我怀有身孕的老婆也去了县园艺场劳改）。”说这话时，他眼睛一直没看我，只盯着地上。
到工地上一看，我真吓了一跳：原来我们的任务是拆城墙。不知是谁出了这样的馊主意，也不知又是谁大胆的作出这样的决策？要用从城墙上拆下来的巨石，斩断五百多米宽的资江河面，筑成永古千秋的大石坝，一来灌溉易遭干旱的托坪田凼，二来可以在头堂上修座小型水力发电站，让公社来个电气化。那真是特殊年代下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大体现呀！只要符合一时的政治要求，符合某位长官的意志，就可以不顾头本，不问整体利益，不惜人力物力地干。试想想，毁千年古城墙，切断小城航运线，在一般情况下能办得到吗？这当儿，我内心里突然浮动在挨批斗、在被放逐农村时都不曾有过的负罪感。一种参与拆千年古城墙，参与抬运走千年城墙古石的负罪感。负有保护古文物责任的县文化馆（当时县里还没设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还是在尽职的。我见到文化馆的美术干部陈坚同志不断地到城墙边来。他一手拿铁皮喇叭筒，一手提写着省级文物保护公文的纸牌，对拆城墙的我们劝说、宣讲。但我们都是干苦力活的，别的管不着。尽管他喊得唇干口燥，也没谁理会，还是闷头拆。我和老陈是老熟人，他也明白我在那里的身分，几次眼光相碰，也就很快尴尬地躲开了。
很快城墙被拆开了两丈宽的缺口，搬运成了主要任务。搬运的方式是多样的，一、两百斤一块的两人抬；三几百斤一块的“开秤”——就是三个人，两前一后地，像称大秤一样地抬着走；再重一点的，就四人、八人抬；上千斤的，便用粗大的老树蔸做成的滑杠拖，先将巨石移上滑杠，然后由十多二十人喊着号子一步步地拖着走。我常常参加“开称”，一个人抬后面。城里人见了，都夸我好力气，一个人当两个人的力；熟人见了，同情我，怨队里这么不讲情面，专让我做苦重工；妻子听说了，挑机会偷偷溜出来看我，瞅着粗实的抬杠压着肩膀的我哭，也以为我是一个人负着两个人的重量。其实这都是误解。让我一个人抬后杠，是农民兄弟对我的关照，压在我肩上的重量是较轻的。因为前面两个的抬杠短，直接负着石块的重量，后面的抬杠长，所受的重量反轻些。抬后杠的主要要脚步稳，要步子不歪，我是当兵出身，迈步受过专门的训练，脚步的稳实让农民兄弟愿意让我抬后杠。
小城的古城墙就是这么开始拆烂的。整个“兴安堰”的用石，给城墙大约开了近百米的缺口，那是渠水汇入资江的洞庭桥附近，也是渠流过的地方，所以如不仔细审察，总体上还不会有古城墙遭破坏的感觉。但它开了一个难逃罪责的坏头，给以后带来了接二连三的肆无忌惮的大拆。修水库拆，建桥拆，修公路拆，单位建楼拆，甚至个人修房也拆，没几年，就将一座巍巍都梁古城夷为平地了。无论怎么说，这就是对历史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