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代课教师生活概述——往事如烟、世事如棋、岁月如歌、人生如戏代自传部分之十二

我当民办、代课教师的时候，真的是“不知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走“五七”道路带领学生边学习边搞校办农场生产的时候，我就似乎成了一个生产队长；带领学生下乡搞宣传的时候，可以说是雷厉风行、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我又似乎成了一个业余剧团的导演；搞教育教学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默默耕耘。我的教学效果也比较好，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在社会上也有了点点名气。从来不拍马溜鬚、投机钻营的我，竟也还能够巧遇伯乐，凭着自己的真诚待人，凭着自己较强的实力和扎实的功底，凭着自己较强的事业心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我还是能够从教初中很快地提升到教高中，从农村中学教到城郊中学，再又从城郊中学教到县城里的一中。可以说，我是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地扎实地朝前行走。毕竟“天地有正气”，天地之间有杆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苦心人嘛！

那个年代，到了二十三四岁还不结婚就算晚婚了。随着年龄的增大，父母亲总是嘀嘀咕咕地催促我该找对象成家了，当然，他们只是催促而不干预包办我的婚姻。1972年初秋的一天，在父母亲的再三“嘀咕”催促下，一半自己作主、一半媒妁之言，我与父亲的同事刘中柱先生之女、我初中同届同学刘国清之妹刘正洪订婚。那天，她在她的三位兄嫂陪同下，跟我在武冈城里的国营照相馆照了一张我题为“走上新生活”的照片，我招待了陪同去的人每人一碗价格为一角八分钱的肉丝饺子，然后，步行十四公里到了我家，谈不上什么聘礼，这就叫做订了婚、上了门。1973年元月三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我一个人跑到刘家，把刘正洪叫上，抱上她当时三岁的侄子刘建新，就叫做“陪轿客”。一路上，两个人轮流地抱着内侄刘建新走了十五里路。走到我家里，我贴上自己写的对联，我们就这样算做结了婚。没办法，那时候粮食很困难，根本请不起客呀。

结婚那天，我真的是百感交集！想到婚后自己的前程，想到自己以前的“大学梦”，想到自己那种简单的结婚仪式，想到……我堂堂男子汉不禁黯然泣下。首先是呜咽，然后是泣不成声，再后竟是潸然泪下，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弄得在旁边的新娘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根本就弄不清一个男子汉为什么在新婚之夜却哭得那么厉害、那么伤心？

我的妻子刘正洪也是出生在书香门第，家庭成份地主。她的父亲刘中柱先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教师，行书楷书也写得相当的好。个子不算高大，清瘦的脸，性情温和，讲究温良恭俭让，半空中掉一片树叶下来也担心砸烂他自己的脑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二年就不得不离开教育战线去到农村当农民（1978年冬天平反复职，1979年秋退休）。哥哥刘国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也当上了教师。在那个特殊的几乎发了疯的年代，就连读高中也是要保送的，所以，刘正洪没有能够继续升学的机会，年仅十五岁的她，就跟随父兄们到乡下当农民。她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毕竟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良好的熏陶，素养较好，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劳质朴节俭。

1977年开始搞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当时，我在县城里的武冈一中（现也被确定为省重点中学）教高中语文，校长是刚刚落实政策重返领导岗位的抓教育很有一套的老校长刘文明先生。说起来历史还往往有些惊人的相似，三十年后的现在，他的儿子刘力平先生久经磨练，在武冈一中教书，同样又成了武冈一中的一校之长。

当年已有两个儿子的我，分别于1977年冬月和1978年盛夏，跟自己的学生一起走进考场，连续参加了两次高考。本来自己高中毕业时是选学理科，加之理科的招生指标肯定会远远多于文科，我便想报考理科。但有关抓高考报名的人士却说：“你教语文的当然是考文科嘛！”于是我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报考了文科，而且刘文明校长鼓励我报考了武汉大学中文系。我好比枯木逢春、如鱼得水，“两考两中”（高考分数上了录取线）。不过，“而立”之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与我的高考补习班的学生们同时走进考场，我才真正的“中了”并且成行，我又成为了“新三届”。我成了我们那一条垅土著钟姓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高考招生时要特别注意招收没有接受过祖国挑选的1966和1967两届的高中毕业生。同时，还是由于年龄的缘故，我们这样的原来就教过书的“老三届”的人，一般也是录取在师范院校。我深深地懂得进大学校门深造的机会来之不易，尽管有种种压力和生活的困难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毅然和我的妻子携手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地度过了一道道难关。

对于我的妻子，我这一辈子最放心的是无论她跟随我跑到哪里，我都不用去担心她“三个女人唱本戏”，不用去担心她在单位跟别人扯皮、吵架。的确，她的人缘很好。在我大学深造的几年中，因为我不是带薪学习，所以，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她却能心甘情愿地默默地独自挑起了家庭里里外外的重担，早出晚归，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养家糊口，操持家务，还要管教两个幼小的儿子。可以说，她这一辈子陪着我吃过了不少的苦头。不是冤家不聚头，磕磕绊绊到白头。人都有个性，她与我在很多方面性格并不怎么合，许多时候，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总难想到一起，更不用说配合默契了。但是，毕竟我们都是吃苦出身，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尽管有时吵吵闹闹却从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为了钱而吵闹过，我们彼此也能在吵吵闹闹中依然坚守过来，过着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型的家庭生活。

如果说我这一辈子还稍微干出了一点点成绩的话，那么，应该肯定地说，她给予了我的全力支持。真的还可以套用那句时髦的话：“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位贤内助”。也可以坦率地说，我的“军功章”有她的一半，我的学生都对她很敬佩。说起来也是，不说夫荣妻贵，只因同舟共济，谁要我们是“患难夫妻”呢？！说句心里话，自从我“孔雀东南飞”从湖南来到广东以后，因为种种因素，没有将她的工作关系、退休的事情处理好，在我的后半辈子中，我从内心的心灵深处，的确对她存有一种补偿之愧疚，我和我的儿子们都达成了共识，只要她乐意的、她能接受的，我们都尽量地让他得到开心和幸福！只不过是我“男子汉大丈夫”没说出来而已。
（选自本人200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薪火集》-代自传部分“往事如烟、世事如棋、岁月如歌、人生如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