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饱读诗书、胸怀大志、嫉恶如仇、顶天立地的伟男子，也是一位不畏强暴、光明磊落、宁折不弯、铮铮铁骨的硬汉子。他的一生，看似平凡，其实却很伟大。
父亲生于民国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辰时，在诸多兄弟中排行老三，爷爷给他取名繁湘，其意是：繁华不动心，湘水通古踪。
三岁那年，土匪放火烧村，父亲和四叔被困在熊熊烈火中，奶奶急得在外面嚎啕大哭，是大伯不顾安危把父亲和四叔从火海中救出来。这件事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岁那年，父亲在珍公殿读私塾，由于天资聪慧，记忆力惊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声律》、《幼学琼林》等启蒙书籍过目不忘。十一二岁的时候，熟读《唐诗宋词》，通晓声律，吟诗策对，从容自如。
十三岁，父亲进州府读书，常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自勉，博览群书，经纶满腹，文章锦绣。
十六岁那年，父亲改名曾中藩，并作了一首《十六言志》：中流砥柱无动摇，国如磐石韧兼牢；听其外夷噬口笑，藩边战士逞英豪。
十七岁，父亲在黄桥乡公所教书，受到了校长杨光宗和周边老百姓的一致好评。杨校长不管去什么场合，总是要带着我父亲一同前往。
一九三八年，日寇大举侵华，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父亲再也耐不住了。他本想开赴前线杀敌报国，只可惜生了一场大病，不能如愿。
武汉沦陷，长沙失守，身体尚未恢复的父亲再也坐不住了。他给家里留了一封书函，匆匆投军去了。这封书函只有短短几句，其中“日寇入侵杀、抢、烧，男儿岂能再忍受？闻鸡起舞效祖逖，投笔从戎学班超。”这四句诗抒发了他的情感，表明了他的志向。
父亲听说第一百军李明霞部驻扎在衡阳、宝庆一带，便翻山越岭寻找部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苦寻觅，终于找到了第一百军十九师，师长杨英也是黄桥人，还是杨光宗的堂弟。杨英听父亲说起杨光宗，便对父亲另眼相看，把他安排到三营八连当上士文书。
由于父亲作战勇敢，为人正派，加之文化素质高，各项表现出色，不到一年，父亲就从连部调到营部。
父亲嫉恶如仇，部队驻扎宝庆时，有一次，八连二排有几个战士私自出营地干偷鸡摸狗之事，被父亲知道了，立刻命令他们将偷、抢来的东西退回去，并且向老百姓赔礼道歉，父亲代表部队亲自登门谢罪，并且当众惩罚那几个扰民的士兵。
部队驻扎蔡桥，父亲已经是五十八团的团部副官。有一天，家乡的几个父老乡亲到塘渡口买粮，回来经过蔡桥，被几个士兵强行拦住，征收过桥税。
双方争执起来，差点火拼，一个矮个子青年理直气壮的说：“叫曾副官来，他是怎么带兵的？”一个士兵听了此话，不敢造次，匆匆去团部报告。
父亲匆匆赶来，问明原因，才知道守桥士兵在这国家存亡之际发国难财。他非常气愤，当即把守桥的士兵痛骂一顿，并且把负责守桥的排长杖责二十，撤职查办。事情处理之后，父亲向乡亲们赔礼道歉，并且留他们吃了顿饭，各自打发一块光洋作为路费。
一九四五年，部队驻扎在山门，父亲调到师部担任副官，有一天，部队在龙潭山大山深处行军，遭到日军伏击，损失惨重。当时有几个新兵看到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吓得当了逃兵。他们被抓了回来，准备在晒谷坪执行枪决，父亲得知消息，快马加鞭赶到晒谷坪，大叫一声：“枪下留人”。
父亲问明原因，得知他们是刚抓来几天的壮丁，从未打过仗，没见过战场上那种惨状，这种情况开溜情有可原，这毕竟是几条活生生的同胞性命。
为了鼓舞士气，父亲站在土台上满脸威严的说道：“弟兄们，我们当兵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鬼子，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我们四万万中华同胞。如果我们当兵的打仗怕死，临阵脱逃，那么谁来抗击日寇？谁来把鬼子赶出国门？如果我们不消灭鬼子，鬼子就会灭了我们。到那时候，国都没有了，哪还有家？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我们再不奋勇抗敌，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兄弟们，男子汉大丈夫做人做事，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就是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父亲的一席话，战士们听了情绪高涨，就连那几个逃兵也羞愧得无地自容，发誓一定要奋勇杀敌，以报不杀之恩。
一九四五年五月中旬，十九师在雪峰山东侧与十八师官兵遥相呼应，把日军一零九联队全部歼灭，就连联队长泷四宝三郎也难逃厄运。十九师官兵个个奋勇杀敌，以一当十，在放洞之战、龙潭之战、雪峰之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受到了蒋委员长的两道嘉奖令，两枚青天白日勋章、一面锦旗。
父亲也受到了嘉奖，但他心里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隐隐感觉山雨欲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请辞归田，杨师长苦苦挽留。
一九四七年，内战全面爆发，父亲认清了形势，向杨师长写了洋洋洒洒一千多字的请辞书，这封书函父亲曾经向我们讲过，其中有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家父新故，家母失明，大哥好赌，家产殆尽，老二爱财，不顾门楣，老四夭折，祸不单行，老五年幼，不懂事情，一大家子，无人支撑。野人怀土，小草恋山，生为人子，不能尽孝，已是遗憾。当今时局，手足相残，藩能有限，不能力挽，回我故里，守我家园。不恭不敬，还望海涵。
一九四七年，父亲回到家乡，在外公的赞助下，办起了私塾，教书育人。先后在易家桥、珍公殿、寨脚下、竹山里教书，培养人才。他的学生遍布三县，前不久，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说是我父亲的学生，他给我讲起了当年父亲和土匪头子孙友田比武之事。
那是一九四八年秋天，一个学生在孙友田家的枞树山捞了一把干枞叶，被土匪抓住了。孙友田带着土匪来到这个学生家里胡作非为，那个家长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土匪砸东西、抢粮食。
“住手！”父亲得知消息赶了过来，大喝一声。
土匪头子看到父亲，以为是一介书生好欺负，吩咐手下人一起动手殴打父亲。父亲毫不畏惧，他放开手脚，左拳右腿、上挑下扫，三下五去二就把那几个土匪打倒在地。
土匪头子见状，软了下来，他提了三个要求，只要父亲做到，他就不再追究。
为了这个贫穷的家庭不受欺凌，父亲只好答应了。
第一件事就是考力气。
山下有一块三百多斤的石碑，孙友田要父亲扛上山头他家的祖坟地。
父亲二话没说，卯足力气，扛起石碑就走，他使出平生力气把石碑扛到山上。土匪头子本想刁难，没想到父亲居然轻易过关，他们看到父亲那股子蛮力，一个个目瞪口呆。
“第二件事是什么？想好了没有？”父亲问道。
“比枪法。”孙友田自以为枪法厉害，掏出枪来“砰、砰、砰”三声，有两枪打中了山上那颗古树树干上碗口大的洞孔。
父亲看了一下距离，接过枪，子弹上膛，说声“看好了”。“砰、砰、砰”三枪，子弹就像一溜烟全部陷进树洞。
“哇！真了不起！”土匪们唏嘘不已。
“还比吗？”父亲问道。
“不必了，心服口服。”孙友田由衷的说道。
从此之后，有父亲在，孙友田就不敢横行霸道，家乡的老百姓也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一九四八年年底，和父亲一起投军的独石青年军官曾青光，去了香港，临行前写信给我父亲，邀请父亲和他一起漂洋过海，干一番大事业。
青光在信中写道：“男有志，在四方，何必恋乡？独石三寨，搬不走，人生际遇很难求。出来吧！让我们一起打拼，让独石三寨因为我们而闻名世界。（听说这封信至今还保留在青光的家人手里。）
父亲没有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而离开家园，解放前夕和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剿匪，确保家乡人们生命财产安全。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前后，父亲从来没有走出家园这个圈子，他一辈子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家园，舍不得离开这一片乐土，他和家园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常听父亲说起那些往事，我好奇的问父亲：“为什么不去做大官，要回来和泥巴打交道？”
父亲笑说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情结，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甚至是每一块石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这就是我的故土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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