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恩准百姓可以普遍生二胎，成为这些日子朝野热议的大事儿。作为在乡村长大的70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少年时所目睹、耳闻的故乡诸多强制计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果能收集起来，必将是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另一种“民间叙事”。
大约十三年前我还在某报做记者时，有次去河南采访，同行的一位兄弟是浙江大学刚毕业的某中央媒体记者，温州人，1979年出生，名“光荣”。问及名从何来，他说名字是他爷爷起的，自己差点来不到这个世界。他上面有一哥一姐，他母亲怀上他时，温州农村已经开始搞计划生育，但没有后来那样过火。大队已经让他母亲去医院流产，他的爷爷买了8个芝麻饼，找大队干部说情。于是，他的母亲从流产孕妇的名单中划掉。当他出生后，爷爷看着死里逃生的孙子，大喜，说“这是件光荣的事，就叫光荣吧！”——不知道他爷爷说的是送礼换取孙子出生光荣，还是因孙子逃掉计生的吞噬来到世界而光荣？
六年前，我在某出版社时，同部门的一位济南85后女孩结婚。我去参加婚礼被分配到娘家亲戚一桌，新娘的姨父——一位健谈的退休干部，说起新娘的表兄妹全部是独生子女，包括他也只有一位闺女。而且愤愤不平地说，当年政府让我们领独生子女证时说将来退休工资会加两级，现在根本没人管这个茬。听说我是湖南邵阳人时，他问我：你们那儿是不是计划生育抓得不严？我手下有个工人是你们同乡，比我女儿还小，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
湖南是一个传统势力比较强大的省，尤其在湘中山区，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很顽强。对比温州的“芝麻饼”送礼和山东百姓的听话，我家乡的老百姓对计生的态度，呈现了更多悲壮的反抗色彩。
我的父亲是两兄弟，我家有四位兄妹；我的叔叔有姐弟两个孩子，其中我的堂弟是所谓的“超生”。在我的记忆中，我的那位堂妹1977年出生时，正赶上各级政府大张旗鼓宣传计划生育。在县某机关做一个小干部的叔叔响应号召，领了独生子女证。
当时我的祖父还在世，知道后痛斥我叔叔目光短浅。1982年春天，祖父病故，临死前在病榻上嘱咐他的小儿子：你要生个崽，我死后会给你送个崽来。
也许是我祖父临临死前遗言的压力，我的叔叔豁出去了，终于在1983年生下了我的堂弟。由于他在单位一向表现很好，再加上那时候计生政策还非十分变态，所以他只是被行政降一级工资降一级，保住了公职。
现在我的堂弟的儿子也四岁了，退休多年的叔叔看着儿子，抱着孙子，庆幸当年他的“冒险”。他常对人说现在想来那什么前程、那个芝麻官算个卵，有儿孙比什么都强。
我是堂妹出生那年即1977年开蒙读小学。很惭愧，我年少时是个好学生，相信政府宣传的一切，包括计划生育的伟大意义。记得大约在我读初二时，和邻居一位本家叔叔的小舅子，竟然进行了一场有关计生的辩论。我是拥护计生派，他是反对计生派。那时候，本家叔叔刚生了第二个儿子，计划生育工作队照例前来罚款。大约孩子满月时，做舅舅的跟着父亲、兄长前来看望新出生的外甥。我俩同岁，他来姐姐家甚勤，因此两人很熟悉。那次两人在一起聊起彼此学校的事，说着说着就开始评论起伟大的国策计划生育了。
“这是土匪干的事。连土匪还不如，土匪哪个不让人生崽？”至今我记得这位愤怒的少年下了这样的断言，想必是他的父兄等成年人私下议论的结论。
我于是搬出学校里所宣传的那一套大理论和他辩论。什么人口太多，粮食不够等等。
谈到粮食不够，这位同龄的少年说：人可以科学种田，一亩田三千斤、四千斤呀？我说没有这么多房子给人住呀？他说那不简单，盖几十层上百层的楼。
谁来盖楼呢？我反问。他很干脆地回答：那还不简单？生下来的小孩长大后去盖房。
当然，那注定是一次“小孩辩日”式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他的姐姐在生下第三个孩子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这位可怜的婶子，但愿她在另一个世界庇佑着孩子们。她的三位孩子早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那位超生的老二已经大学毕业，夫妇俩在广州工作。我回故乡时，看到他们家长得酷似其舅的老大，就会想起那次少年的国策之辩。
我家那个村，从70年代后期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严格说来育龄夫妇几乎没有违反计生政策的。一般农村户或半边户（即父亲是城镇城镇户口在外工作，母亲带着孩子在家务农）可以生养两个，只是第二个需要罚款。那些生三个或四个孩子的，往往是前面的孩子是女儿，为了承继香火、为了有后代入族谱，无论如何要生个崽，这些人是计划生育的重点工作对象。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末至80年代初，我们老家搞计划生育还并不惨烈，只要能缴纳起罚款，基本能生下来。这大约和那时候还未出台主要官员“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有关。我所在那个乡的党委书记，自己就是计生政策的违反者。他前面生了三个女儿，其中老二是我的同学。大约在1980年左右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事对他的仕途产生不小的影响，因此许多年窝在乡里面没有提拔。
应该是80年代中期（正是我读高中时）到20世纪末这十五年，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如何成为干部升迁最重要的政绩，故土的计划生育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政府对超生的孕妇，那真是雷厉风行、秋风扫落叶，用流行的口号来说，便是“通不通三分钟”。工作队开着农用车搞突袭，进村抓大肚婆去医院流产或引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一年湖南某地一位已经嫁到香港取得香港身份证的女子回娘家探亲，因为挺着大肚子被计生工作队抓住要去强行流产，她声明自己是香港籍有回乡证，工作队根本不搭理。后来惊动地方港澳办，才刀下留人。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那段时间，乡亲们说干部下乡只有两件事：抓大肚婆去流产或者收农业税。
我的家族中，被计生政策整得最厉害的当属我二伯的四儿子禾哥。他是1958年生人，这代人生育期正碰上计生政策最严厉时期。他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自然不心甘，还想生第四个。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土坯房被扒掉了，栏里的猪被赶走了。他们夫妻俩干脆将三个女儿放到娘家照料，跑到贵州深山老林里当起“计生游击队”。我的二伯父已经故去，可苦了他的母亲和兄长。农村计划生育是搞株连的，尽管违反计生的人早已分家另过，但计生工作队找不到“超生游击队”，就将我的二婶抓到乡政府关了几天，要拿钱才能赎回。我二婶更穷，没钱总不能一直关下去吧？于是工作队又将禾哥几位哥哥家的肥猪牵走抵罚款。——他们兄弟一直关系不好，那被连累的几个哥哥大喊冤屈。可工作队的人才不管这些，谁叫你们是亲兄弟？
后来，我这位堂哥在贵州生下了老四，仍然是女儿。据说生下来后就送给了当地人。现在他的三位女儿也都出嫁为人母了，他家盖了一幢漂亮的三层楼房，似乎要弥补没有儿子的遗憾。
自80年代末开始，那些有公职的（哪怕是半边户）违反计生政策的人，已经很难通过走关系通融，大多被开除回乡务农。我父亲卫生院有一位姓孙的叔叔，为人开朗幽默。我读初中时他经常带着我玩。多年后我问父亲这位叔叔的情况，父亲说因为生了第三胎被开除了，回到老家务农，什么农活也不会做，比一般农民过得还不如。
人们常说湘人民风强悍，有血性，只是比较而言，在公权力的强大机器下，小民的反抗注定是以卵击石。我的家乡时不时出现过“以卵击石”式的惨烈事件，有些农户因计生政策自杀，有些计生干部被报复。
计划生育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最剧烈的当属我家乡相邻的涟源市（县级市，举报刘铁男的记者罗昌平的老家）三甲乡1996年爆发的农民起事。这次席卷全市、持续大半年、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反抗事件，起因便是计划生育。
1996年4月，当地一位生了两个女儿仍然想生第三胎的农民黄碧良，因交不起计生罚款被抓到乡政府的禁闭室，后死在禁闭室里，乡政府说是跳楼自杀。这一惨案激怒了乡亲们，在一位退休老师的带领下，农民成立了“农民自治协会”，绑架了乡党委副书记兼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乡武装部长、派出所副所长，接管了乡村学校。直至切断公路，铁路，组织上万农民冲进市政府大院，抄灭市委书记的家。
此事件的详细情况，各位可上网搜索，砍柴娃在此不便详细述说。我笃信这一事件将会写进中国计划生育史——不仅仅是计生史。
如果将强制计划生育视为战争的话，这恐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长的一场战争。国共内战四年，抗日战争八年（加上东北地区的抗战十四年），太平天国十四年。而且波及的地域恐怕是历史上最广的，即便只是在我故乡一隅，亦有许多血泪故事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