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恩长在——纪念父亲周常典诞辰110周年

                                                         父恩长在

——纪念父亲周常典诞辰110周年

周宜树

2013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将是父亲诞辰110周年的日子。

        时光荏苒,岁月如斯，唯有父亲一直活在子孙心间。在父亲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关于父亲的一些往事一下子全涌上心头，历历在目。

        祖父用荣公，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十一月初九寅时，殁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己卯十二月十七亥时，终年61岁。祖母邓老儒人生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三月十七卯时，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丙子十二月二十五辰时，终年58岁。祖母邓氏25岁时，生我父亲。

        父亲周常典，字顺二，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三月二十五日未时。祖父去世时，父亲36岁。 父亲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祖父是周围很有点名气的草药郞中，时常被人请去治病。父亲从小就帮助祖父持家做事，12岁即扶犁耕田。

        我们家一块没有水源，全靠老天下雨才能耕作的天水田。那一年春耕时节，正逢下雨，祖父将山上流下的水引入田里，牵牛扶犁，准备犁田耙田。此时，有人找到田间，要请祖父去看病。治病救人如救火民，祖父将犁放下，牛绹都没解就去给看病了。读了两年私塾，背上书包去上学的父亲，发现田里牛在犁，犁田的人却不在，知道祖父一定是有人从田里拉去给人看病去了。农村的孩子，知道天水田聚上一田水很不容易，错过机会就要等下一次天下雨才能犁田。父亲放下书包，即下田扶犁叱牛，犁起田来。拐弯时拖不动犁，就用肩扛着换位。等祖父看病归来，这块田已经快犁完了。祖父下田用脚踩已经犁过的地，看是否留下间隔没犁到。踩遍犁过的地之后，竟然没发现有多少间隔。祖父说，老二，你不要读书了，帮我种田吧。

        祖父这一句话，将父亲“钉”在田地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伯常有24岁时（1925年）去世，满叔常武25岁、满婶唐氏26岁时于（1938年）同一年去世。这样，父亲成为祖父务农持家的主要帮手。祖父祖母去世后，父亲既要操持自己一家，抚养儿女，还要照看年幼的侄儿，实际上承担着“长子”的责任。父亲的中青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24岁（1927年）时娶曾氏为妻，我们尊称为曾氏娘娘。曾氏娘娘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殁民国十七年（1928年），终年21岁。曾氏娘娘定了八字，没有过门就生病，最后死于娘家。定了八字就是周家的人，父亲将其接回下葬，尽了一个丈夫的责任。这件事，充分说明父亲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父亲27岁(1930年)续娶王氏，我们尊称为王氏娘娘。王氏娘娘生于宣统元年（1909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月生长女新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一月生二女冬娥。王氏娘娘殁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终年27岁。其时，新娥五岁，冬娥三岁。同一年中，父亲丧妻丧母，单身抚养两个女儿，艰难度日。直到1939年，父亲娶我母亲王松秀为妻以后，境况才有所好转。当时住在三堂尾院子中间堂屋侧房。后来这栋房屋失火被烧毁，只好在公堂街上租用六祖父用贵的一间铺子作生意。商铺取名“正松顺”，经营南货、杂货兼作屠宰生意。这间商铺坐落在公堂上周氏祠堂的北面，那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又称武冈分校）征用祠堂作教学点用房。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庚辰十一月初二辰时，我在这间商铺里出生，取名新树。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壬午九月初八妹妹南娥也在这里出生。

        为什么给我以“树”取名？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与我家准备修房子有关。我家租房做小生意之后，家境稍有起色，父亲就准备修新屋。一家数口，不可能长期租房住下去，父亲决定先准备修屋的木料。生下我的时候，父亲正好购回了一些树条，于是便为我取名为“新树”，也算是寄托一种希望。我上小学时，按班辈改名为宜树，南娥上小学时改名为新兰。父亲的中年是在兵慌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度过的。在公堂街上这间铺子里住了三四年，1943年前后，父亲遭遇兵役之灾。国民党征兵的名额，摊派到他的头上。当时，他已经40岁。父亲是我们一家的顶梁柱，全家六口，妻子儿女全靠他养，若被征兵，一家人怎么办？走投无路之时，只好花钱买人替他去当兵。后来，买兵的那个人在路途中跑了，办“逃兵”的灾难落到了父亲身上。父亲终日外出，东躲西藏，不能归屋。后来，费尽心思、花光钱财，托人帮忙才了结这场灾难。但是，这一次变故让我家一贫如洗，已无本钱做小生意了，只好又搬回到三堂尾院子里住。一家六口挤住在牛栏楼上一间简陋的房间里，借用四叔常训的橱房一角支锅灶做饭。我们一家在这间房子住了三年，直到1946年初夏时才搬到天生福那个地方的新屋。在这间房子里，1944年母亲生妹妹求兰，可惜几个月后就夭折了。1946年春，二弟宜地在这间房子里出生。 1945年春夏，中国军队以雪峰山为屏障，开始了雪峰山会战，日军对武冈发起进攻。为躲避野蛮日本兵的伤害，公堂上的人们拉家带口都往附近山上跑。我清楚的记得，四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父亲挑着行李，母亲揹着背筛，大姐背着我，二姐背着妹妹新兰，从三堂尾院子出来，向罗围寨山上走，在山上一处石窝里盖了茅草棚。白天，父亲回去耕田，母亲回去喂猪，一家人在山上住了十来天。这是我一生最早的记忆。

        抗战胜利后，老百姓也不安宁，特别是1949年武冈解放前夕，连续几天，国民党军队从隆回往武冈城集结，路过我家屋门前，父亲害怕被“拉夫”，多次跑到外面躲避。因为房基地的问题，原来院子里的老屋场还有一小块是几个兄弟共有的，我们家修不下房子。父亲便将我家靠近大东路边天生福的一块水田作为屋场地，准备将房子修到大东路边去。为了盖新屋，父母亲做了多年的准备，从很远的地方运回建房屋用的杉木柱子。1945年秋天，父亲在宅基地的那块田里，制作了修屋用的大土砖。用这些土砖砌的房屋后墙，直到2009年宜地回武冈整修这栋旧居时才更换成红砖。新屋是四排三间的木结构楼房，北面是偏屋，作猪栏、牛栏和厕所用。为了修这座新屋，父母亲含辛茹苦，日夜操劳，还欠下不少债。特别是搬入新屋后的两年，生活十分艰难。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吃了上顿愁下顿。我记得，修屋时从白溪冲满舅爷爷家借了十一担稻谷，直到解放后才还清。巧的是，新屋安地脚枋时，二弟正好在老院子的牛栏楼上出生。于是，像我以修屋购树取名一样，二弟便取名“宜地”。两兄弟的名字都与修新屋相关，足见父亲为自己的孩子修屋的良苦用心。 1946年初夏，全家七口从三堂尾院子里搬进新屋。当时，只有我们一家的房子在那里。屋北靠路边有一土地祠，去公堂街上要走一段叫“沿界境”的路，十分荒凉，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才在我们家右前方盖起了大队的“大会场”。

        搬进新屋后，三姐唐金玉来到我们家。她是母亲前嫁在朱溪桥附近三角塘唐家所生。三姐三岁时死了父亲，来我们家之前一直跟着外婆住，由我父亲抚养。三姐和我们同住到1952年，十八岁时结婚才离开。在我的记忆中，三姐虽不是父亲亲生，但父亲对她的关怀却无微不至，胜过对待大姐和二姐。1948年阴历七月，母亲生五妹完兰。到1949年武冈解放时，全家共九口人。1966年“四清”时的《阶级成份登记表》记载：“解放前三年，有8口人”，其实是不准确的，应是九口人。1950年春二姐出嫁后，阴历七月二十日母亲生六妹了兰。1951年初大姐也出嫁了，到这年秋天土地改革时，我们家共八口人。 1951年8月，土改工作队进驻村里，我清楚地记得，划定阶级成份时，连续几个晚上在我家的堂屋里开会。先是核定各户拥有的土地、耕牛、农具，然后户主自己报成份，再由乡民评定。按土改政策和当地人均土地,我家，划定为中农。

        据1966年“四清”时的《阶级成份登记表》记载：土改时我家“有8口人，有田6.4亩，有土1亩，耕牛农具仅只缺耙，其余齐备，有屋3间。全家收入30担谷，主要靠自己劳动和做些小生意来维持生活，生活一般好”。那时的6.4亩水田，一部分是父亲兄弟分家时从爷爷手里分得的家产，另一部分是父亲后来买下来的。我至今还记得这些水田的具体位置。三堂尾院子前面的一块大田，对院子旁边的一块叫“鲫鱼坵”，天生福杨老板屋旁边的一块秧田，我家房子旁边的一块圳边水田。此外，在石深塘还有两块、斜坡井有一小块水田，但水利条件较差。修新屋后的那两年，生活十分困难，有人劝说父亲把石深塘的那两块田卖掉，可父亲舍不得。父亲把田地看成一家人的命根子，看成是为儿子积攒的家产。父亲待人宽厚，遇事首先想到的是别人，他“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人生哲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让正山岭亲家土改时多分一点田地，土改的前一年硬是要还不到结婚年龄的二姐出嫁。为了让白溪冲满舅爷爷家的成份划得低一点，他只字未透露过借了满舅爷爷十一担稻谷的事情。现在看来，如果土改时二姐还没出嫁，九口人参加分田，按人均九分田来计算，我家的阶级成份不应该是“中农”，而是“下中农”。那么，我家的社会地位应是“依靠对象（贫、下中农）”，而不应该是“团结对象（中农）”。在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如果“中农”之前加上一个“下”字，我们兄弟姐妹的命运就会好得多。但是，这一切均被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父亲改变了。从搬进新屋的那年起，父亲又重新作起了屠宰生意，赚点钱以添补家用。这种生计大约维持到1954年农业合作化（初级社）。

        父亲勤劳，是种地的行家里手，母亲很会持家，省吃俭用，合作化之前我们家的生活还算比较宽裕，这几年是父亲过得最顺畅的几年。我记得，每天清早，父亲外出杀猪，挑回家后再去种地，母亲在家卖肉。当时，公堂上有几家开铺子作屠宰生意，我们这家铺子的信誉是最好的。顾客买肉大多是赊账，按多少稻谷称一斤肉记账，到秋收后才还账。后来，父亲不做生意了，还有很多欠账没有收回。他不仅没有将欠帐的事说给我们兄弟，而且在去世之前一把火将帐簿烧掉，一笔抹消了别人的欠账。

        1956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土地收归集体所有，靠工分分口粮。父亲已年过半百，三个姐姐早已出嫁。1952年七妹玉兰出生， 1956年三弟宜礼出生。其时，我在武冈城上中学，其他几个弟妹还年幼或在上小学。一家九口的生活，全靠父母劳作得的工分来维持。我母亲是小脚妇女，为挣取那少得可怜的工分，每天都要到地里干活。修水库、挖塘泥、修公路，样样活都干过。可惜的是，一年到头劳作。仍然拿不回一家人的应有的口粮。更令人不堪回首的，还是父亲政治上遭受的逼害与折磨。

        1957年秋，全国反右派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按当时的政策，反右运动并不涉及农民。可是，父亲却被当时的一些极左分子打成“右派分子”，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右派”，进行批斗、关押。之后的许多年里，父亲每逢运动就被拉出来批斗，挨打罚跪，受尽折磨。大队及生产队的一些人，对父亲进行过无情批斗、打骂、侮辱。善良的父亲，蒙受了极大怨屈，身心受到了极大打击和摧残，可他仍然忍辱负重，甚至对儿女们都没说过一声。可悲的是，这种残酷斗争、侮辱人格的错误做法，竟延续了若干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父亲在国民党时期遭遇“兵灾”，在共产党年代又遭遇“人祸”。我早早离家外出读书，父亲所遭迫害见到的不是太多。父亲历次遭受的折磨，二弟宜地都亲眼目睹。事隔五十年后，宜地写了一篇名叫《农民右派》的文章，也算是为父亲伸张了正义，洗白了冤屈。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又刮起了“共产风”。我们家在天生福的房屋，被大队“共产”了，改作大队幼儿园。家中的神龛，也被折掉当了柴火。我们一家九口被赶出家门，挤住在三堂尾院子的一间房里。

        1959年我考上大学，8月末的一天，凌晨4点钟左右，父亲送我去东安赶火车，就是从这间房子走出来的，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上大学后，一家八口在这间小房间住了一年多。家里不准开伙，全家在生产队开办的食堂吃饭，还美其名曰“过渡到共产主义”。其实，食堂里按人头蒸的钵子饭，根本吃不饱。当时十三四岁的二弟，一日两餐，每餐只有十六两制的二两五钱米。随之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解散了公共食堂，才搬回天生福自己的家。我每年暑假回家，看到家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父亲生浮肿病，每天还得下地劳动。从稻田里采点稗子，磨成粉做成粑粑充饥。苦苦地熬过了那几年，保住了性命也算万幸。这时，父亲进入了老年时期，仍然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养一大家子人。1964年后，父亲在秋冬农闲时，在乡食品站杀猪，作临时工，直到1969年生病。

        父亲一生务农，从十二岁下田耕地，在公堂上那块土地上辛勤地耕作了五十多年。父亲只上过两年私塾，但他把送儿女读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父亲目光远大，崇尚教育，不辞辛劳送子女读书上进的家风，在公堂上得到人们广泛赞誉和钦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父母亲受苦受累、省吃俭用，每年养猪、养鸡鸭，甚至连原来做生意用过的一竿大称和母亲带来的柜子、书桌等都卖了，为儿女上学筹集学费。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您辛劳一生养大的十个儿女，都已是子孙满堂。父母亲手建造的房屋，仍然保护完好。

        可以让父母亲欣慰的是，老人家创立的“崇尚教育”的家风得到了发扬光大，世代相传。三个儿子都受过高等教育。七个孙子孙女都学业有成，有大学生、硕士、博士，大多获得高级职称，皆成家立业，生活幸福，为国尽力，为祖辈争光。三个曾孙子正在上中、小学，曾孙女上幼儿园。祈求老人家保佑他们，健康成长。

1970年庚戍二月二十一日巳时（阳历3月28日上午9时30分），父亲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七岁。父亲的一生是艰辛的一生，坎坷的一生、勤奋的一生。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父亲永远活在儿孙们的心中！

编者注：作者周宜树，是人网网友周知的周宜地先生大哥，1959级的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理工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