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之洛老师的“八行书”
有点清闲的时候，将随我从湖南一路辗转来到湖北的一大箱信札进行了一次清理。这一大箱尘封近三四十年、纸张已经发黄的信札，绝大多数是文学界的前辈、老师和朋友写给我的。他们有的是著名作家，有的是资深编辑，有的是我文学创作的同道人。其中，之洛老师写给我的有数十封之多。与他人的信件不同的是，之洛老师的数十封信，除了一封是横写的，其他的竟然全是直写的“八行书”。淡红的八行暗格信笺透露出古朴厚实的传统文化底蕴，行云流水般的行书张扬着为人处世的自信与坚定，错落有致的页面文字凸显出布局的合理与精美，如面谈式的话语传递着待人的至爱、至诚与至真。俗话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我想，重读之洛老师的“八行书”，不也是在读之洛老师其人吗？
在我收存的之洛老师的“八行书”中，有一封记载着之洛老师对我帮助的尽心尽力。那是我发表了一些作品后的1977年的事。那一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第一次大学招生，条件也很宽松。可是，我却被武冈县有关方面以种种理由阻止参加考试。不甘心的我，趁之洛老师要去省城长沙，便向省招生办写了一封询问信，托他带去。同时还托他去湘江文艺编辑部和出版社打听一下我的两篇稿子的处理情况。之洛老师到长沙之后，除了到编辑部为我查看来稿登记，打听了稿件处理情况，还亲自到省招生办为我打听招生的事，并及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关于招生之事，我专程去了招生办一趟，负责接待的同志姓刘。我把你的信交给了他，并陈述了情况。”然后，将省招办同志的答复一一写在信中，并告诉我“以上是刘同志的口头答复，我要求他书面回答你，他同意了，你静候吧”。信的后面还有这么一段话：“所有这些回答，都不会使你满足的。关于上大学一事，你要正确对待。现在，省里各编辑部都要吸收工农兵业余编辑，工作半年至一年，工资每月36元左右。虽说没工籍，但是提高较上大学还快。我拟向《湘江文艺》为你谋此一职，如成再告诉你。”
事过几十年之后重读之洛老师的八行书，回忆起他为我的事如此尽心尽力，不能不让人感动。对一个本无半点私交的年轻人如此一再关照与帮助，我体会到的只能是他正直、善良、无私的人格。
自此之后，之洛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创作与成长。为了让我开阔眼界，他与省出版社联系好，带我去出版社住下来，将他已经出版了的一部中篇小说改为连环画脚本。利用这次机会，他带着我拜访了著名作家康濯、任光椿，以及郭味农、潘吉光、刘云、李慕贤等很有名气的编辑老师。这些作家、编辑，对我以后的创作实践和成长所给帮助极大，影响极大。尤其是前面说到的当业余编辑一事，在之洛老师与潘吉光老师的帮助下，我到《湘江文艺》干了八个月业余编辑。在郭味农、潘吉光、刘云、李慕贤等编辑老师的指导下，一边帮助看稿，一边写作，受益匪浅。在这期间，连续创作了《九癫子说书》、《郭二爹进城》、《拗相公出山》等有一定影响的小说。其中《九癫子说书》后来获得过湖南文学创作奖，老作家康濯在湖南省第四届文代会报告中还给予了肯定。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创作不断，先后发表、出版了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
在与之洛老师的交往中，我既体会过关爱、宽容，也体会过严厉与苛刻。
1993年，我的小说《街坊》写完之后，首先寄给当时正在主办《新花》杂志的之洛老师，他们答应选用。由于他们的稿挤，一时排不上。我在未通知他的情况下，将此稿寄给了《当代》杂志，《当代》很快就发表了。我觉得此事做得有点不恰当，便写了一封信给他，作了一些解释。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了信，不仅没有对我有半点指责，还在回信中说：“大作已发《当代》是件好事，我们不会有什么意见。自然发在《当代》比发在《新花》影响会更大一点。”我原以为他会责怪我，他想到的却是我的影响大小，真让我惭愧不已。
但是，在对待我作品的质量上，之洛老师却不但不宽容，有时甚至近乎苛刻。我曾经给《新花》杂志寄去过一个自以为很是可以的中篇小说，他看了之后很快就退了回来，附了一封长达三页多的信，对我的那个中篇小说进行剖析之后，从结构到人物、艺术氛围一一给予了否定，而且还很严肃地告诫我：“你要多读书。你过去的书读得太少，笔下功夫不硬。记得这一点，龙世辉同志(原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跟你谈过，要切记！”
之洛老师对文学道路上后来者的关心、引导、扶持与呵护，不仅仅对于我。我曾经的文学朋友、至今还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黄三畅、曾维浩、小牛等，都曾经得益于之洛老师的无私帮助。在重读之洛老师给我的八行书中，无数处流露出对这些人的关注与爱护。
1984年初，我将武冈县委关心文学事业和作者的情况，给之洛老师写了一封信。他于1月13日回复一封信。之洛老师非常高兴，信中写道：“信收到，为武冈县委重视文艺人才而高兴，祝家乡不断出现文学新人！……曾维浩现在写些什么？小牛呢？三畅呢？请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曾年轻，嘱他努力学习，特别要刻苦读书，但不要关门读书，要多多接触群众，把书读活。再就是嘱他先不要急于谈恋爱，此事至关重要，请他当一回事儿。”
在关心家乡作者的问题上，曾经有人说他是“老乡顾老乡”。其实，之洛老师对文学创作道路上后来者的关心、扶持与爱护，又何止限于他的家乡武冈？
绥宁作家隆振彪对此有着很深的感受。他在《鲁之洛是一本书》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在云山笔会上，鲁之洛对我的中篇小说《死亡季节》充分肯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中篇已写到了七分，再努把力就能达到九分，要树立信心努力写好。我明白他的关心，在洞口改稿笔会上又删改了一次，更名《昨夜风暴昨夜雨》，但仍有近4万字。恰在这时，《芙蓉》丛刊的一位资深编辑对此稿感兴趣，准备带去，鲁之洛却不同意，说还要改。我当时听到后十分不满，觉得他太主观，使我丧失了一次机遇。几个月后，经过数次修改后的此稿被《湖南文学》主编看中，我被叫到编辑部进行了文字及个别细节的修改，篇幅也压到3.3万字，在1999年第三期《湖南文学》头条发出后，翌年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新人新作奖”，这时我才理解鲁之洛的良苦用心。鲁之洛心中，总装着别人的事。九十年代初，在绥宁召开儿童文学笔会时，他亲自上门，找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与管干部的组织部副部长，为我和农民作者陶永喜转干的事极力陈说，介绍我们的创作情况。记得他还为我出具了证明，并找机会向市委有关领导要求关注我们的转干问题。这些努力，虽不能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少产生了正面影响，特别是他主动关心我们，言行一致而不尚空谈，把这当作份内的事，其人格魅力不是常人所能具有的。
读之洛老师的“八行书”，除了感受到他的正直、善良、无私和对文学后来者的提携，还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性情中人。最能体现之洛老师“性情中人”特点的，无非就是一个“真”字。这个真字，是认真、较真、情真、至真。解读之洛老师的“真”，不同的人大概会有不同的理会。比如他的“较真”，你可以认为是他自信，办事认真，敢于坚持，你也可以理解为他爱认死理，过于主观。但是，你不可能否认那是他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是坦荡的、坦率的、坦诚的，与他打交道用不着防备那种拐弯抹角、说一套做一套。他，就是那直书心意的“八行书”。
是的，之洛老师是一卷耐读、耐看的“八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