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我永远的梦
周宜树
1953年9月，我考入洞庭中学开始了初中学习；1956年又考入母校高中部，在风景优美的校园里度过了难忘的六年时光。
1953年，洞庭中学初中招生200人，分为4个班（初37-初40班），我被分在初39班。10月，洞庭中学更名为武冈第二中学，初39班改为武冈二中初9班。学校更名后，改建了校门，校门上的门牌由“洞庭中学”改成了“武冈二中”。
初中部设在校区的南边。从校门进去，走过几十米长的林荫道，左拐便是初中部操场，林荫道的左边是“二邓先生祠”。
那时，初中部校区基本保持了黄埔军校二分校的原貌，中间是操场，北端是“应钦楼”，应钦楼坐北朝南，校办公室就设在这里。操场南端有一排高大的樟树，两侧的大路外排列着十几栋平房。东边大路经过应钦楼东侧，往北有一条林荫道，通往中山堂所在地的高中部校区。后来，在这条路的东面建成了运动场，西面仍然是学生劳动实践的园地。
操场东边的六栋平房用作教室。每栋平房安排两个班，教室之间是班主任宿舍。平房是木结构的，屋顶盖有杉木树皮，是四十年代作为黄埔军校二分校的教室修建的。这排平房的东北角有一个四合院，是师生宿舍。初中部的这种布局，直到1959年我高中毕业时还是那样。
中山堂的前面，是高中部的教室。教室是砖木结构的平房，东西两边各有四栋。每栋平房二间教室，两教室之间也是班主任宿舍。那时，和初中部一样，高中教师也是住校的，班主任老师经常和学生在一起。
1958年，高中部建起了一栋两层教学楼，秋季开学时高三的四个班级（高14-高17班）搬进了这栋教学楼，我们高16班的教室是楼上西头的那一间。1986年回母校时，我和同班同学杨运煌在教学楼前还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
高中部的学生，主要来自武冈、新宁、洞口、城步等几个县。学生住大宿舍,几十个人住在一间宿舍里,睡上下舗木板床，两个人共一个舖位。每天吃两餐，8人一桌，缽子饭。早自习由学生自己安排，在教室里，或是走廊上、中山堂前、八角亭旁，学生捧着书本，背诵语文，读俄语（当时学校开设俄语课），校园内响起朗朗的读书声。晚自习在教室里进行，却是非常寂静。那时没有电灯，四张课桌拼在一起，放一盏煤油灯。每天傍晚，分组轮流值日，打扫教室卫生，安好晚自习的课桌，擦拭好煤油灯罩。每天晚自习，班主任老师都要到教室巡视，或是在他的宿舍里，讲解学生问到的难题，听取班干部收集到的对任课老师的意见。
学校重视课堂教学。二中的教师大都学识丰富、有教学经验和好的教学方法。课堂教学生动活泼，老师把课讲得明白、清晰，学生也听得认真，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不过，那时政治运动多，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不少教师被蒙冤打成“右派分子”，但这些老师仍然认真地教学，从不懈怠。毕业50多年了，已记不得当年任课老师的姓名，但老师的形象和对我们的教导，却是那样清晰地记在脑海里。高中三年，我们班的班主任是湖南新化人，朴实得像一个老农民。他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爱好、学习成绩、学习潜力、思想动态都很了解。高考填报志愿前，他对每个学生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当年我填报工科院校的志愿就是他提出的。
除课堂教学外，学生自办的壁报很有特色。在两栋平房中间过道的两边墙上，都是各个年级自办的壁报。结合各科教学进度，一般每周刊出一期。壁报的内容丰富，有学习难点的解答，有学生写的好文章、独特的解题方法，也有重要的时事新闻。办得有声有色，让人受益匪浅。
那时，学校鼓励学生参与许多有益的课余活动。在初中学习《生物》课的那两年，我参加过兴趣小组，饲养兔子、栽西红柿、种马铃薯。二中的体育运动是全县有名的，每年在河道坪举办的运动会上，都会取得优异的竞赛成绩。
学校每个学期都要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读初中时，每月一至二次星期天给附近农业生产合作社送肥料、除杂草，干力所能及的农活。上高中时，学生轮流到食堂帮厨。每月一次轮流到尖山或文坪等煤矿挑煤。此外，还参加过几次大的劳动，时间更长，如修筑武荆公路、到湾头桥公社支援“双抢”（收早稻、插晚稻）、参加“栗山园”露天煤矿挖煤会战、到米山铺农村搞“三面红旗”宣传。这些劳动与活动，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个月，全校师生都参加。我记忆最深的是挖煤会战，也许是学校看到我个子小，但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于是派我到县指挥部当通讯员。指挥部设在离工地2里多路的一座祠堂里。我负责刻钢板，油印战报，也写过一些“豆腐块”文章，傍晚再把战报、文件送到各个工地上。现在看来，当时的劳动时间是长了点，占用了不少学习时间。但是，对学生整体素质来说，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增长了实践知识，培育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也是学校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的必然之举。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十年来，母校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初中毕业生与大专院校合格新生。从母校走出来的毕业生，就像校园里那些高大的樟树一样，根深叶茂。
1986年春节前夕，武冈因严重缺电而筹建《武冈火电厂》，县政府邀请我回武冈，参加电厂选址及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恰遇杨运煌同学。那时他在长沙担任一份杂志的主编。离别27年后，我们同回母校，拜访了教导主任杨钺老师。感到惊喜的是，一见面尚未作自我介绍，杨老师竟叫出了我俩的名字。
1988年的春天，我到北京出差，见到了高中同班同学肖体焕。他是武冈邓家铺人，195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后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业组组长、理论部经济组组长。他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先后发表各种新闻文章和理论文章及杂文、散文、报告文学、科技史话等400余篇，编辑发表了理论文章数百篇。多篇文章为新华社发通稿，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报刊、书籍转载，有的被收入大学教科书。一些重要理论文章曾受到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杨尚昆、李瑞环、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那次老同学相见，我们谈到最多的是在二中上学时的情景。他深情地说，是二中老师为我夯实了汉语基础。
1997年8月，邵阳市编纂出版了《中国当代邵阳人物谱》（中国文史出版社），这是邵阳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的大型地方人物传略。全书收录了海内外1200余名邵阳籍人物的传略。我从书中作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从洞庭中学、武冈二中毕业，包括武冈、新宁、洞口、城步、隆回籍的，就有64人入选“人物谱”，其中武冈籍的有42人，我也有幸入选。从这一方面来看，武冈二中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硕果累累。能进入这样一所学校读书学习，确实是人生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