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1948年四月，我沉浸在自已的诗作第一次变成了铅字的喜悦中。那年我十四岁，是初中二年一期的学生。不知中了什么邪，我突然心血来潮，写起诗来，并投稿《武冈民报》，又很快变成铅字，被高班同学揶揄为“诗人”。1949年春又写了两首，也变成了铅字。这是我对文艺写作最初的接触。
也就是这年的十月，家乡解放了，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人民战士，开始了崭新的生活道路。也就是这个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我，在看了歌剧《刘胡兰》的演出后，竟不知天高地厚地与一同参军的同学周贤，异想天开地要写一个迎解放的多幕歌剧剧本。这自然是幼稚之举，它的夭折是必然的，但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记忆，因为这是我最初的一次自觉的文艺创作活动。记得1960年周贤留苏学成归国回乡访我时，曾深情地问我还记得写剧本的事么，他告诉我：那个草稿他珍惜地带到苏联，一直藏在衣箱里。我听罢很感动，也觉得这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却确实在我心坎里悄然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虽说我只有过极短的一段文工队员生活，然而这颗文学种子仍然在生活的土壌上发芽、成长起来了。共和国成立后最初的十七年中，我做着与文学并不相关的工作，这使我有多方面接触生活的机会，在热火生活的激励下，埋在心坎里的那颗文学种子爆芽了，抑制不住地拿起笔来，写自已身边的人和事。所以我在这个时期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1950年,我随部队在邵东县龙山一带剿匪，闲时常在小本上记下些枪杆诗、快板诗之类。51年调入机关做文印员，工余之暇，将这些东西抄下来向部队和地方的报刊投稿也大都成了铅字，于是写作上了瘾。随着工作的变化，接触社会面宽了，遇到的事多了，了解的人也多了，又慢慢写起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来了，开始进入文学的写作圈子，并多少被承认有点成绩。写作的劲头也就更大了，大到为写作可以不睡不吃。
在部队执行剿匪任务和大学文化的时候，我写了《眼光放远啦》、《翻身枪》、《连长的扁担》、《岗位》等短篇小说。以后参加地方的合作化运动，我又写了《水退之后》、《区委书记〉》、《娥英姐》、《生活的雷雨》等短篇小说。58年从部队复员后，我成了一名中学教师。这段时间，一方面我得到省文联的热心培养，那时省文联的领导，无论是周立波、蒋牧良、还是康 濯，他们都是倾心地帮助、培养年轻作者的。
为了提高作者的政治、文化和艺术水平，他们化了许多心血办各类学习班，这些班不仅专业性强，学习时间也长。我几乎都得到了参加的机会，得到这些前辈作家们的悉心指导。我明白，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代表着党和国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我们。另一方面，我的生活面也得到扩大，特别是这期间我做了一年多小报记者工作，成天在农村跑，结识了不少普通劳动者，获得了不少创作素材。所以这期间我很快进入了一个创作热潮，写出了《红旗的故事》、《乡下来客》、《笑》、《同车旅客》、《夜奔》、《洗禾桶》等散文小说，还写出文革中被造反派烧毁了的长篇小说手稿《帆》。这是我学习写作过程中最倾心的一段。尽管这些作品还是幼稚的，还缺乏应有的深度，但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其中充满生活的激情，留下了时代的脚印，在感情上我是珍惜它们的。无论怎么说，紧跟时代前进总是应该的。对于我这十多年的作品，新出版的《湖南文学史》是这样评说的：“鲁之洛的短篇小说，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条战线上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刻划了众多普通劳动者的生动形象，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语言流畅、细腻而且活泼，有较浓的抒情味，给人以亲切之感。他的短篇大都着眼于侧面描写，有散文化的色彩，揭示矛盾不深，主题的社会意义不够重大。”（湖南教育出版社）我是认同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是基本符合历史情况和我的创作实际的。
文革动乱的十年，国家遭劫受害，作为业余作家的我，也在劫难逃。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这个业余作家较之那些省里的专业作家所受的冲击，还要猛烈得多。省里的专业作家，大树底下好遮荫，斗争矛头直指周立波等名作家，年轻作家们倒没事。而我的作品 却一无例外地被当作毒草批判。我自然觉得委屈，不服气。但平心而论，波折给人痛苦，也给人以磨砺。这期间，批判促我反思，我在坚信自己没写过毒草的同时，开始思考作品的生命力的问题。想到如何写生活的本来面貌的问题。同时，由于被反复送去农村、各种建设工地上劳动，又一次客观上给了我广泛接触火热生活的机会。这不是一般的接触，而是一道劳动，一起生活，使我有了不少真正在感情上有共鸣的朋友。这也是我比以往较深地了解农村的基础，从而丰富了我的生活仓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革后期，我参加了湘黔铁路建设，那种火一般的劳动生活，使我确有一种如得新生的激动感，这段时间，我常常沉浸在一种矛盾心态中。从个人的利益出发，我宁愿远离创作，因为“创作”让我吃着大苦头，我多次在心里下决心，今后要远离创作；但现实生活的感染和难以排解的习以为常的文学情结，又常常使我抑制不住地生出写作的愿望， 这使我难以避免地时而情不自禁地在脑子里调动生活素材，勃动着写作的欲望。尽管这样，我仍不敢作写作的痴想，因为我不愿再冒这种险。一年叫蛇咬，十年怕进山，这是最朴素的唯物主义。不过事情往往不是按个人的意志发展的。就在我内心里暗自矛盾着的时候，省铁路指挥部作出要写一部反映铁路建设的长篇小说的决定，而且这任务居然落在我的身上。1971年的一天，邵阳分指的政治部主任傅 良，用专车把我带到怀化。第二天又应召去见省指挥部的曹公和政委，是他亲自向我交的任务。这没有叫我受宠若惊，反感到特别的怯，担心弄不好又要挨批。我说了自己的顾虑，力辞不干。曹政委火了，说道：“狗就是吃屎的！”大约是他见我脸上充满受辱般的忿恼表情，又补充说：“你是搞写作的，就得写。写好了，表扬你，写得不好，该批就得批。不过我估计你不会自己找批，你会认真去写的。”我无言以对，只得接受任务。省指还专门派了一位团级助理员陪我沿铁路工地去补充素材。这位助理员也姓曹，上海人，原是海南军区的老资格文化干事，那时我还算青年，他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年了。我们从怀化出发东行，去沿路的民兵和工程队采访，稍闲时就谈论这部长篇怎么写好。我发觉曹助理员是个内行，很懂创作的规律，而且对人也能宽容。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自己觉得怎么写好就怎么写”的主张很跟我的想法合拍，这使我顾虑大消，胆子渐渐大了，创作欲望逐渐高涨了。一路之上就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大约是五天之后的黄昏，我们到了溆浦，正碰上停电。曹助理员见我有点情绪浮动，知道我有动笔的愿望，便向服务员要了十几支蜡烛，就在这烛光之下，开始了《路》的写作。之后我们又从新化转而北上，到了吉首时，我已写出五、六章了，曹助理员读后，说：“写得挺顺的，回去坐下来写吧！”三个月后，《路》的初稿出来了。这时，林彪机坠人亡，铁建工地上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曹公和政委已回到广州，曹助理员也已返回海南。我面对那大叠手稿，情绪黯然，满以为会变成一堆废纸。不想在这关键时刻，我的老战友、邵阳分指挥部的副政委欧阳昆关心这事了。他说首先是要把稿子保存下来。在他的组织下，动员了分指机关十来个字写得好的同志，分头誊写了四份。省、地、县指挥部各保存一份，另送省革委文化组一份。我一直对这件事心怀感激之情，因为这的确起了救起《路》的作用。我以为这是欧阳昆同志为党的文艺工作做了一件好事，也体现了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培养。
《路》之所以能在四年后的1975年出版，就是保存在省革委文化组的那一份稿子起的作用。只要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在那十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年月，要出一本书是多么不容易呀，出版部门把眼光扫到《路》上来，的确事属偶然，那完全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关注所引起的。珠影资深女编辑胡惠玲来湖南组稿，在省革委文化组众多的手稿中，看中了《路》，并给了一句“作者真能写”的评语，于是，几个月后我就带着《路》的电影剧本稿去了珠影的剧本创作学习班。三个月时间内，开始在老导演王为一等的辅导下，修改工作还算顺利。可惜好景不常，风云骤变，一个月后，突然王为一靠边站，学习班里如临大敌似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传达“三突出”的一套，所有的本子都得往那个套子里钻。我和所有的学员一样，在“三突出”的套子面前，表现出绝对的无能。结果三个月成了一场一无所获的游戏。这以后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也看中了《路》，自然也要按《三突出》的套子改。在权衡利弊之后，我决定放弃生疏的电影，而集中精力改小说。这是一次极艰难而又极费时的修改。领导和编辑的耐心都是空前的，他们以两年多时间等待我的领悟和灵变。在这种马拉松式的修改过程中，我采取除两点不改其它都可改的原则。不肯改的两点是：不出现“走资派”（因为有明文规定铁建工地不准搞文革）；不写人为的所谓的阶级敌人破坏（因为反复到各铁路施工队座谈，也不曾举出过一个实例）。感谢主持《路》的出版工作的王勉思同志，她的求实精神和宽容态度，使我的原则得到了尊重。但遗憾还是大的，因为正式出版的毕竟与原手稿大相径庭，如有机会，我真希望能重出一次，两相对比，会给人以启迪：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文艺创作的发展该是多么重要！尽管《路》存在着“三突出”的艺术缺陷，《湖南文学史》仍作了较肯定的评说：“这一时期湖南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还有鲁之洛的《路》。这是一部描写铁路建设的长篇小说。小说写出了在70年代初那场“三线”建设的鏖战中，广大民兵、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争时间、抢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动人事迹和吃苦精神。并且较生动地塑造出了路明、赵勇、周群以及老贫农洪大伯、年青小伙子虎伢子的形象。”我认同史家这种唯物史观的分析。因为《路》毕竟摄下了一个历史的断片。只要稍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历史作点分析，就会明白，在那什么正事都干不成的年月里，百万工人、民兵，在没有多少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居然在地理条件十分恶劣的湘西地区，修筑了人们盼望已久的湘黔铁路，这是何等的功绩，它是决不会因为“三线”这个词的消失而消失的。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叙述《路》的创作出版过程，是因为它对我一生的
业余创作起着极其重要的转折作用。使我从不敢写转而初步树立起独立的创作观念，这应该是我创作上的一次大的进步。它也给我带来了一次创作热潮。连续两三年的时间，我写得既顺手又比较好。《风雪夜》、《云岭轮渡》、《铜鹅之乡》、《松伢子历险记》、《荷花圹》、《锁宝寨奇闻》等小说、散文，就是这段时间写的。
真正进入创作高潮还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二十年。我的主要作品，都是这些年写作出版的，除长篇小说《龚大汉和他的漂亮老婆》、《你别想安宁》和《览奇集》、《鸡冠子上漫游记》、《绿色的梦》等集子外，还有大批尚未结集的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电视文学剧本等等，共计近三百来万字，是我五十年来创作总量的三分之二。如果说《路》的出版是我创作活动的新起点，那么，新时期的写作则是我的收获期。可以说新时期是对我的创作的一次大解放。什么事物的发展与成长，都离不开适宜的气候与土壤。正是新时期给了我创作的好环境和好条件。首先，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给予我宽松的创作环境，我可以真正地按生活的本来面貌，自己觉得怎么写好就怎么写。其次，我终于进入文化单位工作，先是在文化舘，后到了文联，虽说仍然是业余写作，但毕竟工作性质与自己的写作爱好是一制的，给了我工作、写作很好结合的方便。三是得到一些好领导、好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不是市里朱东阳、周庠、李树贵、马业棣、刘阳春、周玉清等领导的关怀，我就不可能获得外出深入生活和占用较多时间用于创作，特别是不可能又一次进大学学习（第一次是1964年进省教育干校学习）。这次在武汉大学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初涉了西方哲学、中国伦理学，和明白了当代文学并没得到最高学府的青睐，作家在一些教授的眼光里，也不过是一些缺少学养的会编故事的人。这使我意识到作家需要自强，需要发愤读书，有努力做学问家的必要。如果不是省文艺界的领导康 濯、胡 真、蒋 燕、谷 曼、王勉思等同志的支持和爱护，我就不可能得到出席庐山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全国长江九省作家笔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机会。这些会议不仅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结识了不少的学养很高的朋友，而且使我更深层次地懂得文学创作付毕生精力也难于企及的高度，萌发了向高层次努力的决心。四是给了我更广阔地接触生活的机会。我三次应邀参加地方作家赴军队深入生活的代表团，走遍了黑龙江沿岸、青藏公路沿途，以及万山群岛的桂山岛等地，还得到一些游览名城名山大川的机会，这大大扩大了我的视野，增长了我的知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尝到了这种甜头。是这些新的生活，才使我有了中篇小说《无声的旋律》、《围》，长散文《天路剪影》、《青山遮不住》和散文集《鸡冠子上漫游记》等一批作品。五是得惠于名家的指点。我与龙世辉、王 火等是忘年交，他们是名编辑、名作家，道德学问都为我师，在做人做文上，都曾给予我以影响和指点。我的长篇小说《龚大汉和他的漂亮老婆》，就是在王火同志的启示下，调动了自已的创作素材写出的。稿成之后，又是他安排老编辑吴若萍同志以不足两个月的快速度出版的。还有不少名家曾给予我许多的鼓励和关怀。如老作家陈伯吹、雷 加、老翻译家谢素台、评论家缪俊杰、同年作家刘绍棠等，还有刘 云、王正湘、邬朝祝等资深编辑，他们在我身上所倾注的热心，是令我终生难忘的。
正因为时代给予我如此的好条件，应该说我的创作是有了较大的进步。《湖南文学史》作了这样的评说：“80年代创作的两部改革题材的长篇《龚大汉和他的漂亮老婆》、《你别想安宁》，谋求文学与现实的对应，寻找改革的支点，密切关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表达细致真实，思想颇为尖新。”并对这两部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鲁之洛改革题材小说一般都能选取最佳角度，表现尖锐的政治主题。”这自然是合符实际且具鼓励性的分析。但从严要求的话，我的创作实绩，应该说仍然是落后于时代的。无论思想或艺术，都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主要原因是过多的“左”的因袭使自已的思想没能跟上时代的前列。在飞速发展时代面前，我不能不承认，自已常常表现出“左”的模式思维的保守意识。这出于朋友们的意料，也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这种“左”的因袭曾严重障碍着我的创作步入更高的境界。以《你别想安宁》为例吧，它的大部分初稿龙世辉看过。那时他是作家出版社的副总编。他颇兴奋地认定这会是个好东西，并建议我展开来写，起码写它五十万字。按我可能有的写作时间，原计划只写二十多万字。他听了我的说明后，又建议我干脆到北京去写。我却认为这么做太无组织无纪律，因为我有我的本职工作。他反问难道写这部长篇不是你更重要的本职工作，我无言以答，却也没有听他的意见，仍按原计划以二十来万字完稿，交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为这件事他惋惜再三，多次埋怨我糟蹋了一本好书。他很不理解像我这样长期受到“左”的迫害的人，居然会如此深地固执着僵化的思维。对于这一点，或许史家也感困惑，才从视野的角度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长期偏居一隅，作家的文学视野与作品的文学底蕴受到局限。”（《湖南文学史》P。266）我自己真正有了认识的时候，已近花甲之年了。我意识到时将晚矣，但又固执地认为亡羊补牢未为晚，这就是我毅然南去的主要动机，也是我在那样忙碌的情况下还挤时间出版了《海边听风》、《张浩传奇》和六十万言的长篇历史小说《南宋痛史》等。到了七十高令，仍创作出版长篇散文《走近多伦多》、《小城旧韵》等作品的思想基础。但这醒悟毕竟有点晚。我想有必要引导有出息的年青人，让他们懂得丰富的生活库存是需要高视野才能有效地调动好的。这就是我鼓励起点很高的青年作家闯荡世界的原由。
回顾六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感到欣慰的是，毕竟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着；而深感惭愧的是，没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真正的好作品。现已年过七十的我，再也说不出“来日方长”的自我安慰话了，但愿在有限的时日内，聊把写作当休闲，能慢慢磨出个什么大东西来，以报答时代、祖国、党对我长达六十年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