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都在记忆里

如果把历史推到20世纪中叶，甚至以前，很多人是没有母校的。因为那时劳动水平低，物质匮乏，活着都不容易，哪有闲功夫读书？

但到我出生，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而到我读书，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只是脱盲那么简单，已经要求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再后来，变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而到今天，如果不“混”所大学，似乎不好意思跟人讲自己是否读过书。

我所读的小学叫铁矿小学，位于雪峰山脉的斋天崂。到我入校时，学校是用土砖垒的，用粗大的横梁架在屋顶，前方挂块黑板，添置简陋的桌凳，就是教室。学校有三栋土砖房，六间教室，还有一栋厕所。对我来说，在学校怕刮大风，特别台风，老师便让我们躲到课桌下。待大风过后，我们才从课桌下露出头，继续上课。也怕下雪，那时下雪就特别冷，学校没有火炉，也没有电暖器，只有老师用薄膜钉在窗户上，被寒风吹得呼呼作响。条件好的同学，家里会准备火桶，而我们条件差的同学，只能白白挨冻。当然，到读小学三年级，我也知道偷偷在地板上打洞，生火取暖，只是经常把鞋子烧出洞，还不知道疼痛。当然，最怕老师问学费，没钱交，天天罚扫地，至今心有余悸。

我所读的小学属于村办小学。在我读小学时，一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20-30人，年年不用愁招生。当然，那时没有愁招生的说法。读不读，是家长的事。像我们这代人，80％左右读个小学就算完成国家任务，回家学种田耕地，或学砖匠石匠，或娶妻生子。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闭塞的山村，十五六岁，便南下打工了。

后来，我所读的小学办成中心小学，教学楼修葺一新，还上了湖南电视台、湖南日报等媒体，让方圆百里好生羡慕。但随着计划生育的严格执行，一个村办不了一所小学，变成一个乡办一所小学。到后来，连一个乡也办不成一所小学，我的小学母校就彻底荒废了。养过鸡，养过鸭，养过羯子，最后被拆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

我的初中母校叫茅铺中学，也称毛铺中学。毛与茅，其实是有区别的。但在文明层次不高的山村，绝大多数人分不清毛与茅，甚至说是通假字、简化字。毛与茅就不再细究，但茅铺中学确实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以致在近些年的文学作品中，我也频频写初中的同学与老师。

我是1989年入读初中，在同龄人中算年龄偏大的。但那年代，比我大几岁的人与我同班，仍不是怪事。

茅铺中学有两栋教学楼，六个班，一栋厨房，一栋厕所，还有篮球场。到我读初中，有专门的体育老师、美术老师、音乐老师，其他各科也有专门的老师。有位美术老师姓黄，武冈师范毕业，教了我们一年素描，可我从不学，他后来也调走了。到我读高中，有幸与他妹妹同班。娇小可人，一直是男同学喜欢的对象。

初中有物理实验，有化学实验，我很喜欢。我很想自己动手做，老师怕不安全，不让我动手。一直只能老老实实观察，看实验产生的变化。英语老师是地地道道本地人，发音充满乡土味，以致我有很多英语单词发音不标准。那时不考听力，我就死记硬背。初中大概常用英语单词1200个，我几乎背得滚瓜烂熟。加上语法简单，到初中毕业，英语可以轻松考满分。

初中，我在地地道道的山村中学由学渣变成“学霸”。但如果把我放到北上广深大城市，想从年级倒数第二逆袭全校第一，几乎不可能。但山中无老虎，猴子成霸王，我便是茅铺中学那只猴子。

初中有文学社，我加入了。虽然山村中学的文学社名存实亡，但点烧我的文学烈火，持续燃烧至今天，甚至终老。

我感觉初中老师比小学老师有才华，像黄双红、胡冬池、宋平华、邓旭续、宋长胜、汤石磷、胡玉修等老师，很厉害。那时，我便想，我得努力读书，超过他们，我以后也有可能成为老师，吃上国家粮。

初中升学考试并没有出现奇迹，武冈师范没有考上，隆回二中没有录取，很不曾愿去了隆回五中。要知道，超过录取分数线百来分，心里真在滴血。

我虽没有考上中专，也没读上重点高中，但我好些学弟学妹很优秀，顺利考上中专或隆回一中、隆回二中，现在也成为大学老师、地市级领导。

只是，后来因为生源不足，一个乡办不成一所初中，便把所有师生合并到荷香桥镇中学。大概二十年前，我的初中母校也消失了。

虽然我不愿意去隆回五中读书，但我真得感谢隆回五中。要知道，开学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我才去报到。而入校后，班主任王小涛，语文范梦麟、宁志刚、罗沛元，化学肖成蛟，物理杨振德，地理罗柏森，历史范伯，数学廖柏练、英语邵乐云等老师均给予厚望。特别范梦麟老师对我刮目相看。当然，还有其他老师，因为岁月久远，已经记不起名字，不一一提及，期望多多谅解。

高中老师几乎都是大专或本科毕业，有邵阳师专毕业的，有湖南师大毕业的，还有武汉大学与北京师大毕业的。周凤池老师教我数学，货真价实的武汉大学数学系高材生，但教《代数》，我们几乎听不懂。以致到今天，我仍弄不懂tg15与tg15°的计算。当然，高考数学也吃了不少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