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槽门走出来的潘吉光

                                     从古槽门走出来的潘吉光

                                                     潘吉光简介

        潘吉光，笔名三江水。湖南武冈人。中共党员。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一生主要致力于编辑事业，历任《湖南文学》杂志小说组长、副主编、主编，编审。湖南省作协第五届理事。1961年开始文学创作。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短篇小说选集《夜阑人静时》，长篇小说《黑色家族》，文学评论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潘吉光卷》等，共约250万字。中篇小说《琴》被选入《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短篇小说《古槽门》由《中国文学》英、法文版译载，曾选入全国中学语文教材，并收入《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他是真正的好人》获1981年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传略被收入《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世界新闻出版大典》等。

       我与吉光老师，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今近四十年了。吉光老师之于我，既是文学创作路上的领路人，又是生活中无话不谈、无事不说的挚友。其关系之密切、随意，甚或被吉光老师夫人夏格星老师戏谑为“谈恋爱”。
        第一次见到吉光老师，是在长沙迎宾路口。当时，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为鲁之洛老师的一中篇改连环画脚本，之洛老师领着我去省文联拜访著名作家康濯、任光椿、谢璞以及《湘江文艺》的郭味农、潘吉光、刘云、李慕贤等很有名气的编辑老师。没想到刚走到迎宾路口，便碰到了骑着单车外出办事的吉光老师。戴着近视眼镜，一身书生气，是吉光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在此之前，早就听说吉光老师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便一直在文学刊物工作，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编辑老师。对于来自农村的我，自然多了许多敬畏，见面时也就有了几分局促与不自然。没想到吉光老师十分的随和，没说上几句话让我有了一种认同感，一下子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既可为师亦可为友之人。以后的接触中，很快就印证了我的这一感觉。
        与吉光老师真正的近距离接触，是1979年以工农兵编辑的身份在《湘江文艺》协助工作的时候。这次机会，是鲁之洛老师和吉光老师为我争取到的。时间虽然只有八个月，却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我文学创作上有质的飞跃的阶段。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一边帮助编辑老师们做小说来稿的初审工作，一边从省文联的图书馆借书读，再就是抓紧时间写作。对于我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
        直接带我的导师，就是吉光老师。
        吉光老师住在省文联院子里面，与《湘江文艺》编辑部离得很近。我在编辑部协助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自然是他家的常客。吉光老师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关照，写作上更是时时事事抓住不放，几乎是“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我看过的小说初审稿，他会重新看，然后找出一些我看过的小说初审稿一一点评。这篇你看得很准，可以发；这一篇你没看准，是一篇不错的作品，被你轻易地“毙”了。他用这种“点评”的方式启发我对小说作品的理解，以提高小说的鉴赏能力。
        除了这种直接的指导，吉光老师还为我引荐了不少文学界很有成就的作家、编辑，让我在与这些名家的接触中接受文学的感染与熏陶，提升自己的文学作品味与品位。有一次，《人民文学》杂志社的著名编辑王朝垠老师来湘组稿，吉光老师特意让我去接送。王朝垠老师是编辑大家，推出过很多名作品名作家。湖南作家肖育轩的《迎冰曲》，就是他推出来的，肖育轩也因此一炮走红。对这样一位编辑大家，我一个来自底层，没有一点名气的人，自然有点怯场，有点“丑媳妇不敢见公婆”。吉光老师说，别人想接近他都没机会，你怕什么哟？王朝垠是我武大的同学，我向他介绍过你。见到王朝垠老师时，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潘吉光向我介绍过你。吉光老师介绍给我的文学界老师与朋友，还有很多。俗话说，近珠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些老师和朋友的接触，自然受益匪浅。
        更直接的得益，是这段时间里我在吉光老师的指导下写出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比如《郭二爹进城》、《九癫子说书》、《拗相公出山》等。有的写之前与吉光老师谈过构想，有的写出之后得到过他的指点。《郭二爹进城》发表后，《湘江文艺》第10期发表了薛昌津先生的评论文章《喜读郭二爹进城》。文章说：“《郭二爹进城》发表后，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在当今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尚不太多的情况下，是值得令人高兴的。”《九癫子说书》发表后，获得湖南省文学创作奖，老作家康濯在湖南省第四届文代会的报告中，给予了肯定。正如鲁之洛老师所言，在《湘江文艺》协助工作，比读大学提高得还要快。我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自此之后，吉光老师对我的小说创作更加关注。在1983年第十二期的《湘江文学》上，吉光老师发表了《农二哥·人·强者——周宜地小说漫评》，对我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肯定了作品好的方面，也指出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时也对我寄予希望：“我相信有着强者性格的周宜地，一定会迎来一个新突破的胜利。”1991年，我的第一部长篇《红蛇》，创作之前与创作之中，就与他说过要写的人与故事。《红蛇》问世之后，吉光老师及时进行了评论。在《现实与传统的对话》的评功论文章中，吉光老师认为《红蛇》为读者展开的，是一场现实与传统的对话，铺陈的是现实与传统对话的浓郁的、以巫楚文化为基调的文化氛围。人与神，文明与愚昧，现实与梦幻，相互交织，浑然一体。有醇香的苞谷酒，有粗野的山歌，有舍命的斗殴。在古朴、侠义、正直、豪爽、嫉恶如仇又不乏狡黠、野蛮如大山般的大山子孙的身上，闪烁着生命的原色；在神秘、原始、粗犷而又简单的祈求神鬼的傩舞、法音里，流动着梦幻的本质，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楚文化发祥地域的楚文化氛围。这样一场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其深刻之处就是通过作品沉重地告诉读者，任何一页历史，都是以文明与愚昧的激烈冲突书写的，只有文明战胜了愚昧的那一页，才会凸现出光亮来。否则，那一页就会呈现阴晦之色。

       总之，吉光老师一直在关注着我的创作，支持着我在创作道路上往前走。碰上难题时，他会及时给予鼓励；有了新作品，会及时得到他的评点。我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一点成绩，渗透着吉光老师的心血。有人说，如果能碰上一个好编辑，是一个作家的幸运。能碰上吉光老师这样一个热心扶持作家的老师，当然是我的幸运。
       其实，得到吉光老师热心扶持的作家，又何止是我？经吉光老师发现、扶持而后成名的作家，不知有多少。单说武冈，黄三畅、曾维浩、小牛、邓星汉、何汉斌、李峰、杨立功等多位作家，都得到过吉光老师的热心扶持。我想，他们也一定会与我一样，为碰上吉光老师这样一个热心扶持作家的编辑而感到幸运的。
        曾维浩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叙述过吉光老师：“友人从长沙开一个创作会议回来，对我说，潘吉光老师说，你怎么不给他寄稿？我愣了一阵。我不是作家，我当时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乡下教师。别的人不会向我约稿，只有一个叫作潘吉光的人向约稿。那是第一次有人向我约稿，口头转达的，亲切而又令人鼓舞。当时我几乎不能理解这约稿的意义。从此，我与《湖南文学》有了深深的情谊。1987年，我被送去鲁迅文学院进修。那时候还分指标，给湖南省作协的是四个。订北京的火车卧铺是极难的事，少不更事的我却把这事推给了潘老师。他很乐意地帮了我的忙。初春的日子，下着雨，长沙八一路没有公共汽车。潘老师有气管炎。我去赶火车，潘老师却执意要送到火车站。我说下着雨。潘老师说：‘没关系，雨中散步负离子多，有益身体！’他实践着这个时髦的理论把我送到了车站。在转过头去望着他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西装革履的潘老师，举着伞，雨滴没有模糊他的身影，我看得见他鞋跟后的水花溅起，雨中散步负离子多，有益身体这样的名句，我是再不会忘记的了！”
        维浩这段文字的深情叙述，足以凸现吉光老师对后学者的扶持、关心之真之诚之深之感人。这，难道不是维浩“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的原因么？
        在与吉光老师的接触中，吉光老师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认真、严谨与负责。这一点，在他评作家、评作品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吉光老师的文学评论，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许多作家，都以得到他的评介为荣。因为吉光老师的评论从来不应付了事，从来是认真、严谨与负责的。写过评论的人都知道，写评论是一件非常费力而不讨好的事。要想准确、中肯地评论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首先要熟悉作品与作家，就得认真、过细地读懂作品。不读懂作品，是不可能准确地评论好一个作品或一个作家的。而要真正读懂作品，是要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的。据我所知，吉光老师在写《聂鑫森小说论》时，还担任着《湖南文学》的主编，工作十分繁忙。而聂鑫森的作品数量庞杂，光读作品就是一件很需要花费时间的事。一万二千余字的长篇评论《聂鑫森小说论》，吉光老师前前后后历经半年多业余时间才得以完稿。《聂鑫森小说论》得以在全国极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刊物《当代作家评论》发表后，获得了一致好评。吉光老师说，为作家写评论，要就不写，要写就得发现一点什么，不能空对空地应付为文。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吉光老师的这种认真、严谨与负责，与现在一些或看一下作品简介就信天吹捧，或由作者自己写好评论文字后过过目就署上大名的评论家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吉光老师的认真、严谨与负责，不仅仅表现在写评论上，更多的表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上。有时，他的这种认真、严谨与负责甚或有点“古板”。在处理我的《九癫子说书》一稿时，我就有过这种感觉。《人民文学》杂志的王朝垠老师到湖南组稿，那天早晨离开长沙去常德时，我去送他。天下着大雨。走在雨水四溅的长沙街头，王老师问我最近准备写什么作品。我将准备写作《九癫子说书》告诉了他。王老师一听很感兴趣，认真听我说完构思后，要我一定注意将人物性格把握好、写出来。临上船时，王老师嘱咐我写完后给他。有了王老师的鼓励，我很快就写出初稿。写完之后，我想请吉光老师看看，提点意见，争取弄得更好一点再寄给王朝垠老师。没想到吉光老师看完之后，说，这篇不能给《人民文学》，你是在我们这里写的，应该在我们这里发。这样，《九癫子说书》就在《湘江文艺》1979年第10期上刊出了。后来王朝垠老师给我写信时，说你是为我们写的，怎么不给我？我不好回答，回信也就不敢提到此事。在吉光老师看来，你在我们这里协助工作，写出一个好一点的作品怎么能不给我们呢？这种认真，不是有点近乎“古板”么？后来，我曾经与他玩笑似地说到过此事，他依然说这是应该的。显然，在吉光老师看来，为人为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决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在与吉光老师的接触中，除了感受到他那种一贯的认真、严谨与负责的为人为事的原则，印象最深的还有他对家乡对他家独有的古槽门的深深眷念。
       李元洛在《三面开弓》一文中说：“潘吉光是文学界的‘三栖动物’，编辑、小说、评论三面开弓。”编辑工作之余，除了写评论，也写小说。他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潘吉光卷》，也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夜阑人静时》、长篇《黑色家族》。其中短篇小说《古槽门》，198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别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头条、二条转载，并被《中国文学》英、法文版译载。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光老师的短篇小说《古槽门》之所以获得如此成功，引起令人注目的反响，关键在于古槽门叙述的就是吉光老师的心灵家园。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内涵丰富、揭示深刻的小说，在吉光老师看来，他是在对心灵家园的追寻与回访。
        是的，吉光老师的短篇小说《古槽门》和长篇小说《黑色家族》，都源于对心灵家园的追寻与回访。
        吉光老师的家在武冈邓元泰镇石盘村。1955年考上武汉大学后离家去上学时的情景，他在短篇小说《古槽门》中有过真实的描述：“老父亲把我喊住，要我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槽门跪下：祖宗在上，不孝男出行千里，祈望庇荫护佑！”就这样，吉光老师带着祖宗的“庇荫护佑”，背着行囊，离开武冈，经新宁到东安，最后搭乘火车去了大口岸的武汉大学。这一情景，我不知多少次听吉光老师讲述过。他的每一次讲述，几乎都带着离开家乡的依依不舍和对新生活的急切渴望。我想，这种对离开家乡的不舍与对新生活的渴望，大概是吉光老师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情结。那一年，我陪同吉光老师与夫人夏格星老师一道回石盘村。走到已经变得难以相认的古槽门前时，吉光老师一脸沉重、复杂，热泪盈眶。那情那景，将这种不能磨灭的情结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真实地体验到心灵家园对人的巨大的震撼力。
这一幕，吉光老师后来在他的短篇小说《古槽门》里作过这样的描述：

        古槽门似乎高了许多，庄严许多。从槽门往里望去，还是长长的四方天井，用鹅卵石砌成。四周的条石，或断，或歪，或无，或残缺了。右厢房换成了一色的红砖屋，门窗红漆放光；左厢房依然如旧，黑黑的木板墙，歪斜的柱子下端被腐蚀和磨损得成了锥形，立在圆圆的垫石上。我记忆里的东西，有的换了，有的还在，有的却不见了。
……

        吉光老师的祖父的祖父是一个秀才，家中珍藏过不少古书字画。直至吉光老师父亲，仍留有两个小书柜，藏有“四书五经”及《本草纲目》之类的古籍，一直到文化革命破“四旧”时焚烧了。吉光老师家的古槽门，有石门槛，石门框，上面拱着半月形的青砖门帘。石门框两边刻有“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的对联。在吉光老师的记忆里，古槽门是那么清晰可见：

        那是两扇坚硬得连子弹都难以打进的稠木门。厚厚的，沉沉的，转轴牢牢地立在石凹槽中。小时候，有一次，我从父亲的教棍下跑出来，与几位小兄弟推门玩，几双小脚踏在门的横枋上，双手把住门闩，大家一齐用劲，槽门便“吱呀吱呀”地往里转，然后“哐当”一声碰在石门槛上，快活极了。没想到被父亲抓住发“拜槽门”。父亲指着门上刻的花纹图案，敲着我的脑壳皮：“败家子，这槽门会毁在你们手里！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鱼跃龙门！不食寒窗之苦，焉能出人头地？”

        遗憾的是，吉光老师回到有着古槽门的四合天井里时，记忆中的一切“有的换了，有的还在，有的却不见了”。就连老父亲留在两个小书柜里的“四书五经”及《本草纲目》之类古籍也被破“四旧”焚烧了。难怪吉光老师走近古槽门时一脸沉重，心潮难平。
        这一次回家，兴奋中多了一些遗憾的吉光老师，却触动了要将古槽门曾经给予自己，并一直伴随自己不曾失去的一切写出来的创作欲望。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古槽门》与《黑色家族》。在吉光老师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古槽门》与长篇小说《黑色家族》这两部作品，无疑是很有份量的佳作。短篇小说《古槽门》极有影响，长篇小说《黑色家族》也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周荷初、胡宗健在《一幕逝去又还存在的活剧》的评论中指出：“潘吉光的长篇力作《黑色家族》，初稿脱于新潮迭起、各领风骚的1986年。潘吉光却一如既往地选择了他擅长的写实风格,而且,显得比以往更老成持重,更深沉热烈。多重矛盾的集合体《黑色家族》陈述的是古老江氏家族建国以来近三十年的兴衰沉浮,其中似乎带有作者自己家族的面影。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社会一段历史的缩影。作者的笔触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联系到‘家族’中以及与‘家族’相关的众多关系。”小说虽然不是照搬古槽门里那个四合天井发生的一切，但那一切毕竟是小说生发的源泉。也就是说，是古槽门与古槽门里那个四合天井里的人、物与数十年变幻的时光，成就了吉光老师不同凡响的小说作品。
        古槽门成就了的何止是小说作品？难道不也成就了吉光老师么？他的既可为师亦可为友的为人品格，他的认真、严谨与负责的为事态度，难道不是这古槽门所成就的么？当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从这厚重而又质朴，承荷着乡村古老文化积淀的古槽门走出去时，他已经带走了这里的一切，并用这一切筑就了自己的心灵家园。
        当然，从古槽门走出来的吉光老师不可能是有如其祖上的那种乡间文人。经过大学深造也经过解放后几十年风雨磨砺的吉光老师，对于文学对于文人，有了他自己更深切的认识。2007年，年过七十的吉光老师接受来自他的母校——武汉大学文学院校友寻访团小校友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最怕的可能不是自身的消亡，而是沦为政治的工具；文人最怕的可能也不是死亡，而是成为政治的傀儡。人的本质应该是自由的，文学亦是如此。”“当今文坛变化多端，但文学万变不离其宗。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思想内涵始终是灵魂，但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也不可缺失。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定是一部有思想内涵的艺术品。”
        这，就是从古槽门走出来的吉光老师。 

       

注：图片是编者所加，如误，由本人负责。谢青松老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