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和人生态度-我读中华文化宝典精华（四-1）

吸取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建设精神文明

以上，我们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宏伟深远、博大精深，这是前提和依据；我们也透视了当今社会的情况，说明了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现在，我们进一步讨论如何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1、人生价值方面

人生价值问题是一个严肃而又富有哲理的问题，我们的先哲和前贤都曾经努力地探索过，并且为后人提供了极有教益的范例。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反映的人生观的主要倾向是重义轻利，但并不否认利益的重要，尤其是社会公益。自孔孟以来，多数思想家对个人的正当利益也是认可的。孔子是这样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反对的是以不义的手段去谋取富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因为如此，这种“义”不带有抽象的说教而且更具有实践性。当遇到“义”和“利”冲突甚至生死的抉择时，更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又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孟子·告子》）。在他们看来，生死是自然现象，远不如理想和事业重要。为了理想和事业，可以牺牲生命。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形式下，率兵抵抗元军，后兵败被俘，被送到燕京坐了三年牢也拒不投降，在狱中写下了千古流传的感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直至临刑时仍态度从容、义无反顾、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反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而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千百年来一直鼓舞着众多英雄豪杰在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关头，毅然舍身成仁，为国捐躯。

前贤和先哲的生死观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苦乐观方面也同样启迪后世。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段话的大意是：富与贵是人人所想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贫穷和下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们，君子不摆脱。君子离开了仁德，怎么能成名？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即使在紧迫的情况下也要实行仁德，在流离失所之中也要按仁德办事。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认为应当把个人的忧乐与民众的忧乐联系在一起，即“乐民之所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所忧，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王》）。

北宋的范仲淹又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他要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历史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很多很多。人们所敬仰的海瑞就是一个例子。海瑞是明朝人，当时的嘉靖皇帝已二十多年不理朝政。整天与方土求神佛，求长生不老之术，甚至抢掠民间童男童女，投入火炉炼丹。政治黑暗，民生困苦，生灵涂炭，许多官吏担心丢掉乌纱帽而不闻不问，惟独海瑞忧国忧民，置生死于度外，毅然上书皇帝，冒死陈词。他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招来杀身之祸，便买了棺材，诀别妻子，交出仅存的二十两银子，托同门办理后事。后来果然入狱，差一点丢了性命，直至嘉靖四十五年才出狱而官复原职。

2、人生态度方面

我们民族一向主张积极进取入世的人生态度，消极无为的一面始终为数不多且总居下风。先秦时墨家“非命”，不屈服于命运，他们一心救世，日夜不休，以苦为乐。墨子主张博爱和平，反浪费，反享受，反侵略。他跟孔子一样，有众多的门徒，但墨家组织严密，从事于实践自己的理想。有一次，楚王在科学家公输盘的协助下制造云梯，准备攻宋，墨子为了拯救宋国竟风风火火、狂奔十天，从鲁国国都曲阜赶到楚国国都郢都（湖北江陵），曲阜位于黄河下游，郢都在长江中游，相距一千公里之遥，全靠徒步奔跑，可以想象到支持他狂跑的爱心是何等的强烈而坚定。他到郢都后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用沙盘演习进攻和防御。公输用九种方法进攻，墨子用九种方法防御，公输不能取胜，公输说我还有最后的一着可以取胜，但我不说出来，墨子说就是想杀掉我，可是我的三百名徒弟已在禽滑厘的率领下进入宋国登城防卫，准备应战。于是，楚王下令取消了这场战争。墨子不仅是一位直视人生、同情人民的实践家，而且是一位善于运用思想武器去唤醒人民，抨击统治者的智慧大师，他在当时曾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在街上杀一个人是犯罪，而在战场上杀一万人是英雄？为什么人们要忍饥挨饿去供养统治者的享乐挥霍？为什么人民要把政权交给一家人世代相传？为什么一个人死后要用活人殉葬？为什么埋葬一个死人要花费那么多钱？为什么父母死了，儿子要守丧三年，不去从事生产却受人供养？这些问题的提出无疑要冒犯统治阶层，这就显示了墨子的高度智慧和高度勇气。

儒家也是主张入世的，虽然承认命运的必然性，但并不消极地听天由命。孔子畏天命但又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以图实现其政治理想，以致被人讥讽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微子》。在《论语·述而》中有一段记录孔子执着于现实人生的话，叶公向子路询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子路不知道怎样回答，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以上引述墨家和儒家的言行，两者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但比较起来，墨家激进，注重实践，对旧制度采取“不合作主义”的立场；儒家重视伦理，思想保守，是改良主义者，它的改革跳不出“王道”立场的圈子。

我认为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是值得赞美的，他身受权贵打击，一贬黄州，二贬惠州，三贬儋州，身处逆境而不沉沦，还为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他六十二岁垂老投荒，1097年5月贬到儋州，1100年5月离儋北归。他热爱儋州人民，人民热爱他。他诗中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生平”，“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把儋州视为自己故乡，他反对汉族统治者鄙夷黎族人民，诗中有“咨尔黎汉，均是一家”这种主张民族平等的思想，在当时是极为可贵的。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敷扬文化、培养人才，为儋州人民开辟诗境，他在当地士人黎子云的协助下草创“载酒堂”作为讲课场所，为学生授课。他走后，原是文化荒漠的儋州，接连不断地出了举人、进士，他还为儋州人送药治病，带领学生开凿井泉，使群众喝上泉水，并劝导黎族同胞改进农业生产技术。至今儋州旧城还有许多设施用“东坡”命名，如“东坡村”、“东坡井”、“东坡桥”、“东坡巷”等，寄托着人民对他的怀念。苏东坡的世界观是有矛盾的，他想建功立业，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又使他无法施展抱负，空怀壮志，报国无门。他的思想可以说是集儒、佛、道三家于一身，他兼有儒家的入世、佛家的超世、道家的避世，当他遭受挫折时常用佛、道思想解脱，他这时候的诗词就流露出有消极情绪，但是，儒家思想毕竟是他思想的主流，豪放旷达是他的诗词的总的基调。他虽然一生坎坷、未能大展鸿图，但他毕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政治上也取得了在北宋无人替代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苏东坡，司马光保守派就会更加保守；没有苏东坡，王安石改革派就会更加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