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马与君臣

从“犬马”之喻看古代君臣关系

作者： 孙家洲

中国传统文化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许多深奥的道理，往往可以通过一个浅显的例证，便给以深刻的揭示、准确的表达。以“犬马”喻古代的君臣关系，就是这样的例证之一。

以君主为赶车的驭手，而以群臣为驰驱效力的马匹，这是自先秦以来惯用的一种比喻。善用其喻者，把君主的求贤行为比喻为“千金买马”，典型 材料为郭隗答燕昭王的求贤之问（见《战国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而汉武帝的求贤诏则把卓绝超群的人才比喻为不愿接受羁縻的骏马，“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汉书·武帝纪》）恶用其喻者，则教唆统治者鞭笞天下。如韩非说，“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筴”（《韩非子·难势》）。韩非还有一段御马之道的妙论：“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犬有忠主之名、效力之实，因而自先秦以来也常用来比喻臣之事君。只是功臣如果与犬相连，就难免带有一种特定的悲剧色彩。春秋末年，在助越王勾践复仇称霸之后，范蠡选择了离国而去，在致文种书中就有“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之说。而文种由于留恋权势，最终受诛，成为兔死狗烹的第一个典型。汉高祖刘邦则把“功狗”的比喻运用到极致。其一，在开国之初，论功行赏，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引起了其他功臣的不满，但刘邦借题发挥说：在打猎时，追杀兽兔的固然是狗，但是给猎狗发出指令告知兽兔藏身之处的则是人。“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此论一出，“群臣皆莫敢言”（《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的“功狗”之论，虽然极为不雅，但镇住了出身草莽的一批军功新贵。其二，诛杀韩信，使得“兔死狗烹”的影响力大增。在楚汉之争方殷之时，蒯通劝说手握重兵的韩信及早独立，以免将来为刘邦所算计，他引用文种、范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教训，提醒韩信防范“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悲剧重演。韩信终究不忍心背汉，数年之后，却被刘邦以诈谋擒获。韩信当即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自秦汉以下，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已经养成了以“犬马”自称的习惯。汉武帝任命耿直大臣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不愿意离开朝廷，因而一再婉辞。他说：“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之。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汉书·汲黯传》）此处的“狗马之心”，并非责骂之辞，也不带有丝毫的贬义，而是指近距离报效皇帝的一腔忠诚之念。西汉名将赵充国筹策边事，要自称“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汉书·赵充国传》）。南朝陈国的大臣章昭达为了表明忠君之心，就干脆说：“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陈书·章昭达传》）。如果有臣子背叛君主，就会被指责为“不如犬马”。比如，东魏政权的实际开创者高欢，在击败强敌尔朱仲远入据洛阳之后，得知尔朱仲远的部下大将桥宁、张子期前来归降，虽然正值用人之际，高欢依然严责桥宁等人：“犬马尚识恩养，汝今犬马之不如！”随即将他们斩首（《魏书·斛斯椿传》）。

在唐代出现了两个涉及君臣关系的“马论”，都令人充满恐惧之感。其一，武则天为了折服敢于直言的大臣吉顼，别有用心地讲述了她早年侍奉太宗的一件逸事。“太宗有马名师子（即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武则天所说的驯马术，其实就是她作为最高统治者驾御群臣的铁血手段。因此她喝问吉顼：“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吓得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乃止”。其二，中唐权相李林甫巧借“立仗马”的比喻，警告负有谏诤之责的谏官不得批评朝政缺失：“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因此导致“谏争路绝”的局面。

在专制制度的淫威面前，自甘以犬马自居的大臣确实代不乏人，甚至为了当稳犬马而百般奔忙，但也有人希望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对君主以犬马待臣下的态度明确表示抗议。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对齐宣王论君臣之间的对等呼应关系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孟子·离娄下》）这段名言的要义是告诫君主，他们对臣下的态度，将直接决定臣下对他们的态度，不尊重臣下势必造成灾难性后果。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家贾谊，谈到春秋战国之际的著名刺客豫让的行事阅历：豫让原本事奉中行氏，等到智伯攻灭中行氏，他未曾犹豫就改奉智伯为君主。可是后来赵氏灭智伯，豫让却一再为智伯复仇，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有人追问豫让为何对先后两位主子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时，豫让回答：“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贾谊就此评论说,同一个豫让，先是“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后来“抗节致忠，行出虖列士”，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君主待人的态度不同而使然。贾谊又借题发挥，“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果大臣们不以“人”的伦理约束自己，还有什么犯上作乱的事情不能做呢？所以，贾谊劝告皇帝要礼遇大臣，否则就无法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孟子、贾谊之论，虽凤毛麟角，但弥足珍贵。

专制的原则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犬马”之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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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写了点文字在后面，算是读后感吧！个人经历与感受尽与人共同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