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和二姐留下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应归功于门前的那棵即高又大的米枣树。
家里姊妹五个,除了我和二姐不争气,留在乡下改造外,其余都到城里去了,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十三岁的二姐就开始操持家务。她们每天从天亮忙到天黑,分不清一天吃的是早饭还是晚饭,没有时间管我,于是我只有自觉地承担了守家的任务:坐在枣树的最高枝丫上,看好旁边的自留地和桃树,饿了就摘枣子充饥。
米枣小而多,无论从远处还是近处,只会看到一团白花花的枣子拥在一起,从开花落成的第一批到霜冻把没有吃完的枣子打落,在我的记忆中那期间很少有吃中饭的时候,为了能把枣肉吃干净,每次都要把枣核含在嘴里咬来嚼去,直到确实没有“油水”可刮。
枣树西边约一丈处,还有一棵枣树,那边是邻居阿婆家的男人留给她的遗产,阿婆到老的时候两眼昏花,村里的小孩常常爬到她的树上,吃累了才下来,待到好看人热闹的婆娘们很神秘地告诉她“枣子没有多”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想到我。以后每次她那贼灵的耳朵听到我打枣的声音,就立即出来,端端正正地坐在屋檐下,头朝着枣树的方向,待她感觉到我打枣完后,便放声大骂偷她枣子的人“不得好死”,她的精神很好,一开骂便是一个上午或是一个下午,她是贫农出身,根正花红,家里是不能和她计较的,母亲对声名看得很重,她不愿自己的孩子无端被人猜忌,亦或怕我真有不轨行为,就请人把靠阿婆那边的两枝给砍了。
家里成份不好,在母亲“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劳动”的教育下,我似乎也懂得很多道理,从没有给家里惹过麻烦。一次,新铺街东头的一户人家的小儿子放学回家,以为我家里没人,便爬到我家的枣树上偷枣,在树上我把他的贼态看得清清楚楚,但我不能伸张,听别人说:村里的老黑就是因为说他偷东西而扣了十五天的工分,于是我热情地招呼:“根子,来,我给你摘。”我选了一捧又青又小的枣子送走了他──我不能让他尝到甜头,否则我家的枣子就完了。
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表舅,他说我很能干,奖给我两角钱,一篮子鸡蛋,要不是我当兵,差点儿还搭了他小女儿。
无论大人或是小孩,各洗各的衣裤,从我懂事起就知道这是家里的传统,我的衣领经常洗不干净,因此最羡慕二姐洗领的手艺,一次我发现二姐无论如何也爬不上枣树,这给我洗衣领的问题带来了转机,于是我向二姐提出要求,我给她一升(竹筒,用于量米的器具)枣子,她为我洗一个衣领。二姐为了吃枣,无奈只好就范,尽管这有违家规,但以劳动换劳动,母亲没有理由反对,就算默认了。
好事不耐久,因为洗衣的事,我挨了打受了罚。
一天中午,二姐扯猪草回来,我对二姐:“我给你摘了一大升枣子,你看,不过这回要给我洗三个。”说着就把枣子送进了二姐的房里,二姐一看又大又红,还垒了一个尖,就同意了。待她洗完衣领一看,枣子是用升子倒过来装的,只有凹进去的地方浅浅地堆了几个,气得她哭着向妈妈告了御状,那次母亲的动怒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在她的心目中,骗子是最没出息的一种人,她岂能容忍我去骗人?那天晚上罚我在堂屋里跪了一柱香,并且三天不准上树。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骗过姐姐---也没有骗过别人。直到我当兵去了昆明,她去了县城,吃枣的历史就算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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