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以为天下最难懂的语言是新化话，每每看到讲新化话的同学在一起“叽叽咕咕”，我便以为自己到了非洲土著部落。
浪急滩险的资江发源于湘桂交界的万壑青山，蜿蜒北去。大山、急流养育了两岸的儿女，这样的山水也熏染了两岸人的性格：强悍、火爆、尚武。邵阳和新化两县在资江上游相毗邻，可我懂事的时候，便觉得邵阳人和新化人不大对付，一个邵阳人和新化人在一起，总会暗中较劲，似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而且常常找理由相互奚落讽刺。
我家属于老邵阳县的北路，离老新化只有二、三十里的路程。1952年，新的执政者开始重新划分行政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浪漫的革命者既然敢与天地斗争，让大河改道高山低头，那么行政区更是和切豆腐一样任意划分，所谓的历史、文化自然不再考虑之列。邵阳作为超级大县，除析分出邵东县外，再划出一部分和新化县的一部分合并，组成新邵县，县治酿溪镇。土地、版图可以随便拼在一起，而人们的心理距离却很难一下子消除掉。
我上学的时候，已经建县近30年了，可仍然感觉到“邵阳人”和“新化人”营垒分明。由于原属新化县的几个乡镇，如龙口溪、龙溪铺、下源、迎光、小南等地处于大山，多是旱地，只能种包谷、红薯，仅有的一点水田因为山高气温低，只能种单季水稻，且产量很低，因而这里的百姓普遍过得艰难清苦，寻常人家一年到头大半的时间口粮便是红薯与包谷。而原属邵阳县的乡镇，交通较方便，且处于丘陵和小盆地，水田多，都种双季稻，比较而言百姓殷实富裕一些。
这种贫富差别造成老百姓的心理差别。许多孩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在建县很多年后出生的，却没有多少“新邵人”的概念，总觉得自己要么是“邵阳人”，要么是“新化人”。每到“双抢季节”（收早稻插晚稻），由于山区原新化县的几个乡镇单季稻还没有成熟，那里的男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边几个水田多的乡镇揽货，挣点钱。许多却劳动力的人雇他们，可心里却瞧不起人家。两家妇女在一起闲聊时，往往能听到这种对话：
“你家男人在外面做买卖还没有回来呀？早稻怎样收呀？”
“死鬼死在外面，寄点钱回来，就不管老婆孩子了。”
“既然钱寄回来了，请几个新化佬来打禾不就行了么？”
其实这些 “新化佬”，大多是同一个县原属新化的那几个乡的人，可见“新邵人”作为文化概念上的一个群体并不存在，老百姓如此明白地区别彼此，并不会因为当政者行政区划的改变而改变，文化是多么顽固的一样东西。
这些来帮我们打禾的“新化佬”，异常能吃苦，我曾见过一个瘦小的半大小子，也许还在读高中，挑着一百多斤的稻谷，腿在发抖可他一步一步走在山路上。邵样佬能吃苦且霸蛮已声名在外，可和新化人比较还略逊一筹。
多年后我看了甘肃一位作家写的《麦客》，因为小麦收割的时间差，每年甘肃西部大批麦客涌入陇东、关中等地帮人割麦。等我再做了记者，某次去新疆采访时正碰上棉花丰收，大批“棉客”从河南、甘肃等地涌入，帮当地人收棉花。我这两回都想起了当年看到来我们村打禾挣点辛苦钱的“新化佬”。这些人朴实、自尊，如果雇他们的主人尊重他们，他们干活就非常卖力细心，反之就会耍点小手腕，打稻时故意脱粒不干净，让主人白白浪费。孩子们不懂事，有时追着他们背后唱着不知道流传多久的儿歌：
“新化佬，割茅草。
丢了镰刀我捡到，
丢了老婆我偷着。”
很明显当然侮辱成分的，这些“新化佬”也毫不示弱回敬：
“邵阳人，卖灯草。。。。。”
后面几句我忘记了，大约是讽刺邵阳人的奸诈。等我长大后，再思考这两首儿歌，有点明白“割茅草”和“卖灯草”之间的区别以及背景。新化古代和安化合称“梅岭”，开化较晚，“梅岭蛮”和“梅岭武功”曾在江湖上叫人闻之生畏。新化是上梅十八峒，居民更是强悍耿直崇义尚武，他们很多是古代苗侗山地民族的后裔，民俗和语言较其他地方，保留更多的古楚民族的遗迹，而邵阳话渗入了许多西南官话的成分，新化话却完完全全是古老的湘语，比新湘语长沙话难懂得多。那些祭神驱鬼的巫风比邵阳更厉害，也许可以从屈原的《九歌》中追溯源头。（资江流域正处于信巫鬼、好淫祀的沅湘之间）。我们那个地方每到农闲时，村落会开“拳场”，把男孩集中在一起学武，教拳的师傅多半自称“来自新化黄泥山”，当然是真假参半。宋元时期，此地的峒兵很能打仗。元朝末年，群雄并起，朝廷能对农民军构成威胁的只剩下两支部队，一支是号称“奇男子”的扩阔帖木尔的军队，一支就是“宝庆杨”杨完者率领的苗兵，这支部队战斗力强但纪律很差，在东南一带烧杀抢掠。当时的苗兵大多来自宝庆府城周围的山区县，包括新化。
开发较晚的山区县新化，自然多“割茅草”的樵夫，宝庆府城位于老邵阳县境内，该县居民自然接受新生事物更快，比新化老百姓也富庶一些，也就多“卖灯草”那样的小生意人。特别是邵阳东部地区（今天的邵东县），因为邻东部衡阳、湘乡等地，得风气之先，居民很有经商头脑，今天该县的民营经济都很有名。此地自古殷实之家不单单靠种地，更多是靠做买卖。大史学家蒋廷黻就是此地人，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早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在湘潭等地开店挣钱供子弟上学。新化虽然开发较晚，但对教育的重视比邵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山高民穷父母供孩子上学更为艰辛。写《女兵日记》的女作家谢冰莹曾回忆，他爷爷是个典型的穷苦农民，他父亲早年边看牛边读书，年轻时去长沙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他爷爷挑着担子陪着，被人误会为儿子的仆人。我所在的区六个乡，恰好是本县的缩影，有原属新化的乡村但更多是原属邵阳的乡村，我在位于区公所驻地的镇上县三中读书时，来自原新化的同学普遍家境更为贫困，但读书更用功，现在想来他们中间有人所下的笨功夫简直不可想象，有人把语文书、历史书从头到尾，包括注释一字不拉地全部给背诵下来。
在三中学习的时候，两个历史老师原属新化，一老一少，两人都操一口浓浓的新化话授课。老的姓贺，五十年代从湖南师院历史系毕业后，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幸有糟糠之妻风雨相伴。落实政策后还是牢骚满腹，师母是个温婉坚韧的新化女子，对学生像自家的孩子。贺老师上课时，常常说一些和教科书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观点。比如讲到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讲完教科书，他就会从当地的湘军将领说起，讲“长毛”如何过湖南，一路烧杀，石达开围攻宝庆，幸亏没有攻下，不然全湖南人跟着遭殃了。讲到万里长征，背诵老毛那首御诗，会加一句：“什么‘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都是吹牛皮！一队叫花子，走到哪算哪，过了今天不晓得明天在哪里。还不怕远征难？得了江山，胜利者想怎样吹就怎样吹。”可他总不忘叮嘱，考试一定要按照教科书说的答题，切记切记。他训练学生应付考试还真有一套。我后来常常心中感谢这位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历史老师，我之所以没有被教科书洗脑，拜他所赐。那位年轻的历史老师刚从师专毕业就接着贺老师教我们，由于比我们大不了多少，面对那些大胆、多情女生火辣辣的目光，常腼腆得脸红。他是个典型的“新化佬”，倔强执著，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后来他来北京发展了，我们常有联系，来京几年他似乎刻意不融进这个都市，几次去吃饭都和服务员吵了起来，举止言语一如当年教我们时。
前两年我去张家界采访，碰到武陵区的区委副书记，他原是我们县的办公室主任，家乡原属新化。说起他为什么要离开老家去了湘西，仍然有些气愤地讲到，我们县成立都五十年了，县里的领导和各科、局干部还在分邵阳人、新化人，互相拆台甚至水火不容，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这些无聊的人事上，经济教育却没什么太大的进步，他心灰意冷只好调走了。
我离开老家后，漂流北方十许年，再回首在老家那些所谓邵阳佬和新化佬的差别甚至隔阂，觉得太可笑了，宇内如此之大那点差别算什么？可若走不出来，那点差别也许有如鸿沟。在北京我这个“邵阳佬”和“新化佬”老乡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忘不了模仿新化话来一句：“新化佬，割茅草。”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个善意的玩笑，彼此哈哈大笑中，感觉到浓浓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