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诗的杰出作品。在我国古代的五言诗中，它的篇幅是宏伟的。
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灿烂如明星的诗歌集子《诗经》和屈原的作品。但这些诗篇几乎全都是抒情诗。汉乐府民歌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叙事诗的发展。不但数量较多，而且质量很高。如“东门行”、“十五从军”、“陌上桑”等等。到了汉末魏初建安黄初时代，叙事诗更为发展。一些文人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喜欢写叙事诗来反映社会现实。长诗《孔雀东南飞》的出现，标志着那个时代叙事诗的高度发展。
《孔雀东南飞》的主题思想是非常鲜明的。它一方面勇敢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指出了它对于年青一代特别是对于青年妇女的严重迫害，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年轻男女忠实于爱情的高尚品德，歌颂了他们为忠实于爱情而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作出了强烈反抗的叛逆行为。
在诗中，焦母、刘兄两人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两人是一家之长，封建制度规定了两人在家庭内的绝对统治权；而兰芝、仲卿则是焦母和刘兄两人屠刀下的牺牲者。从诗中，我们知道兰芝是一个善良而又爱劳动的女子，但蛮横的焦母却总不喜欢她，总是对她吹毛求疵，逼迫她回娘家去。封建礼教规定了妇女的“七出”条文：“妇有七去（即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兰芝显然犯有“不顺父母”这一条罪名。焦仲卿即使很爱兰芝，也不能不让她离去。兰芝回娘家后，又不幸碰到势力吝啬的阿兄，为攀援高门、也为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而强迫兰芝改嫁，因而促成了悲剧。
仲卿和兰芝两人的爱情是非常坚贞的。在焦母的逼迫下，他俩不能不暂时分离。分离时，仲卿表示“不久当归还，誓天不相负”。兰芝呢？她要求彼此的爱情坚如磐石，韧如蒲苇。更有不幸的是兰芝回到娘家后又遭到阿兄的逼迫。在当时的情况下，横在仲卿夫妇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死亡或者投降。他俩的自杀不是怯弱的行为，而是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所能有的非常勇敢的举动。是对于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反抗到底的表现。人们对于这种叛逆行为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赞美。诗篇末尾以美丽的浪漫主义手法结束这个故事，正象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化蝶传说一样，表现了人们对于争取婚姻自由的一种积极的理想。尽管各种各样的压迫，也不能阻止这种坚持到底的爱情获得胜利。
《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成就是非常卓越的。诗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兰芝、仲卿、焦母、刘兄都写得很深刻。刘兰芝是诗篇最着力赞美的正面人物。作者通过对她的能织布、与小姑的友爱、离开焦家时的装束等细节描写，表现了她的聪明、善良、美丽、爱劳动等优美的品德。更重要的是她具有坚强的性格，在凶暴的家长焦母和刘兄面前，一点不流露出俯首帖耳听凭摆布的可怜相，表现了人格的尊严和不可侮。最后，她知道无法再与仲卿活着团圆，就向仲卿提出一同自杀的约誓。终于坚决地“举身赴清池”，对封建家长作出了最后的出其不意的打击。因此，刘兰芝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光辉的妇女形象。她与后世戏曲小说中的崔莺莺、窦娥、杜丽娘、林黛玉等女性一样，都有对于恶势力的强烈的斗争性和反抗精神。她们构成了古典作品中妇女形象的光辉传统，鼓舞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为解脱封建枷锁、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专断孤行。为了达到自己的意愿，对于亲生儿子仲卿竟玩弄了卑劣的手段。一方面是威胁——槌床便大怒：“小子何所畏，何敢助妇语”；一方面是利诱——“东家有好女，窈窕艳城廓。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这充分暴露了在可怕的剥削阶级专制主义面前，连最平常的母子天伦之爱都没有存身的余地了。
对于另一反面形象刘兄，诗篇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写得异常深刻。通过他强迫兰芝改嫁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压迫者的利己主义的一种丑恶的特点—— 不放弃任何机会来抬高自身的地位。
读者读完整个诗篇，闭上眼睛，还仿佛看到栩栩如生的人物在面前活动。诗篇没有直接指斥哪些人，赞美哪些人，但通过具体的客观的描绘，自然流露出了作者对于生活的评判，哪些人可憎，哪些人可爱，界限非常分明，而且使读者不能不同意这些。
长诗在故事情节的结构和安排上也是颇费匠心的。全篇情节始终扣紧仲卿夫妇的坚贞爱情以及他俩为了保卫这种爱情而反抗封建家长这一主题而展开。故事随着人物间矛盾的深化而发展。终至仲卿夫妇一齐自杀，矛盾发展到顶点，形成大悲剧，故事随着结束。读者读诗篇时，始终关注着人物间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关注着仲卿夫妇的命运。诗篇的情节始终紧紧抓住读者的心灵。
诗的语言也非常优秀。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朴素生动。它的语言非常朴素通俗，运用了许多口头语言。尤其突出的是诗中各个人物所讲的话，都能切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兰芝的坚强，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诗篇都通过了他们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精炼。善于以少许的笔墨生动有力地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形象。试看太守所遣媒人说婚的一段描写：“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仅仅这么二十多个字，把旧社会中媒人小心谨慎善于逢迎人家的性格以及他当时由于说婚成功而满腔得意的神情都深刻地表现出来了。诗篇对于刘兄的势利面目的描写，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仲卿兰芝的悲剧，首先源于焦母与兰芝产生了矛盾。焦母和兰芝两人何以会产生矛盾？换句话说，焦母何以不喜欢刘兰芝而逼迫兰芝离开呢？照诗中的叙述看，主要是由于兰芝不顺焦母的心意。兰芝性情沉着，有决断，不向蛮横的高压手段投降，是富有个性的一位女子。所以焦母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直果敢的兰芝不能低首下心地听从蛮横无理的焦母的颐指气使是必然的；他们两人中间有龃龉、有矛盾也是必然的。虽然仲卿认为兰芝“女行无偏邪”，但在要保持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的焦母说来，兰芝既然不能顺从地做自己的奴隶，就是大不敬，应当驱逐出去。
有人认为封建家庭中很重视手工业生产，焦母不满意兰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嫌她的生产成绩不好。我以为这点不是焦母憎恨兰芝的原因，至少不是重要原因。古诗“上山采蘼芜”中有这样的诗句：“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按：一匹长四丈），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里的两位妇女，一个一天生产四丈，一个一天生产五丈多。刘兰芝呢？“三日断五匹”，平均每天要将近七丈，够多的了。诗中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这个“故”字值得注意，说明不是兰芝生产成绩不好，而是焦母因为嫌她无礼节故意找借口来打击刘兰芝的。
兰芝离开焦家时向焦母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是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仲卿准备殉情时，焦木向他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根据这些语句，有人认为焦母所以嫌弃兰芝，是由于兰芝出身于被压迫阶层，焦家是官宦人家，两家不属于同一阶层。焦母驱逐兰芝，反映了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我觉得这种看法似乎有失偏颇。事实上，刘家的门第或许比焦家低一些（即便是这一点也还不能肯定），但不会相差太远，两家更不会属于两个阶层。兰芝对焦母说她自己“生小出野里”、“兼愧贵家子”，是在婆婆面前自谦并且带着一些气愤的话（兰芝的母亲在县令所遣媒人面前也有“贫贱有此女”的谦称），焦母对她儿子说“汝是大家子”、“贵贱情何薄”之类的话，则明显是焦母自高自大心理的一种表现。因此，对这些语句，我们必须结合人物性格及其说话的环境来体会，不能呆板地看。事实上，焦仲卿在府中只不过做一个小吏，而兰芝回娘家后，即便她是已结过一次婚的女人，也马上就有县令、太守遣媒人来说亲。可见焦家的社会地位不会太高，刘家的社会地位不会太低。再从兰芝所接受的教育和嫁妆及装束方面看，也可以证明她决不是当时的劳苦大众阶层的妇女。因为她的教育是“十六诵诗书”；她的嫁奁是“箱簾六七十、绿碧朱丝纯”；她的装束是“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种文化教养和物质生活在当时都不是劳苦大众阶层所能享受得到的。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描写或许带有点夸张，但也决不会是无中生有。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于古典文学作品（包括古代民间文学）中的人民性，不能采取简单的庸俗的办法去理解，错误地认为只有直接描写了劳动人民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事实上，许多古典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往往是统治阶层的儿女，但由于这些人物具有美好的崇高的品德，对封建制度和黑暗势力作出坚强有力的斗争，对光明幸福的生活表现了执着热情的追求，他们的思想行动就会获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敬爱。《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民间故事和戏剧中的梁山伯、祝英台，都是这样的人物，从而，生动深刻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文学作品也就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因此，对《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刘兰芝这两个人物形象，我们也应持上述的这种态度。
刘兰芝回娘家，本来准备日后再与仲卿重圆，不幸又遭到阿兄的无理强迫，因此酿成悲剧。读者或许要问：“封建礼教重视并提倡妇女守节，兰芝不愿改嫁在客观上是符合封建礼教的（主观上当然是忠于仲卿的爱情），为什么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呢？刘兄又怎么能触犯礼教而强迫兰芝改嫁呢？
关于这些问题，必须知道妇女的特别重视守节改嫁，是宋、明两代理学昌盛、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前此的社会中却并不如此。在汉代，妇女改嫁是很平常的事情。前汉陈平的老婆张氏，曾出嫁五次，丈夫都死了，最后才嫁给陈平（见《汉书·陈平传》。景帝王皇后的母亲臧儿，先嫁王仲，仲死，更嫁田姓（见《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姊阳公主寡居，帝欲令大臣宋弘娶之，弘因不愿离弃糟糠之妻而未果（见《后汉书·宋弘传》）。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琰，初为卫仲逼妻，卫死无子，遂归娘家，后值兴平之乱，被乱兵掳去匈奴，为左贤王之妻，生儿子，在国外十二年，后来曹操悯蔡邕无后裔，以金赎还，再嫁为董杞妻（见《后汉书·列女传》。象以上所举的例子，在汉代是很多的，当时的所谓列女，范围也颇为广泛，往往包括各方面才行卓越的人，不象后世那样侧重于不事二夫的“节义”。所以，刘兄的逼迫兰芝改嫁，从当时的风俗来讲，是不足为奇的。
如上所述，汉代妇女改嫁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俗，但另一方面，汉代统治阶级也逐渐提倡妇女守节，并且有实物奖励的例子。前汉宣帝曾“召赐贞顺妇女帛”（《汉书·宣帝纪》）。后汉安帝曾几次以帛和谷赐贞女（见《后汉书·安帝纪》）。顺帝、桓帝也曾赐帛给贞妇（见《后汉书·顺帝纪》、《后汉书·桓帝纪》）。“女圣人”班昭竭力强调男尊女卑，宣称“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女诫·第五》。‘适’是嫁的意思。）她的主张对妇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汉代上层社会阶层的一部分妇女，也很重视守节，不愿改嫁，而其家庭则遵循一般风俗，又贪图男女聘礼等，往往强迫妇女改嫁，结果是妇女往往以自杀来抗拒而演成悲剧，后汉王符《潜夫论·断颂篇》有一段话说：“又贞洁寡妇，或男女备具，财货富饶，欲守一醮之礼或同穴之义，执节坚固，齐怀必死，终无更许之虑。遭值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弊，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强中欺嫁，迫胁遣送。人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此犹胁迫人令自杀也”。
兰芝就是遇到了这样无义的兄弟而被迫走向死亡的。当然，兰芝不是“贞洁寡妇”。她的自杀是为了保持纯洁的爱情，是为了追求婚姻的自由。她跟那些受传统的贞洁观念而自杀的妇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兰芝回娘家后的境遇，却跟那些不幸的“贞洁寡妇”是完全相同的。
或许还有人会问：兰芝的母亲在家庭中难道没有管束儿子的权力？从诗中可以看出刘母对兰芝的境遇是相当同情的。她既然同意了兰芝的请求，谢绝了县令的求婚，为什么纵使刘兄强迫兰芝改嫁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在封建社会中，从一般情况来说：做儿子的当然要听母命。所以仲卿不能不让兰芝回娘家；《红楼梦》中的贾政也要听贾母命。然而，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毕竟是低下的，不能与男子比，何况还有“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这一条无形的绳子套在妇女的脖子上，所以，当丈夫死了以后，家庭大权往往是操纵于儿子之手。特别是在母亲性格软弱、儿子性格强横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诗中可以看出刘母为人比较驯良，所以“性行暴如雷”的刘兄得以一意孤行。焦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仲卿软弱而焦母蛮横。刘兄、焦母成了两家的权威，成为杀害仲卿夫妇的刽子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结果不仅为封建制度所规定，而且同个人性格发生密切的联系。诗篇描写了焦家刘家在这方面的不同情况，正显示了复杂多样的生活面貌。再说，改嫁既是当时的一般风俗，太守郎君又是好对象，刘母也没有预料到兰芝会自杀，当然也很可能希望女儿改嫁的。
以上是本人反复研读《孔雀东南飞》后的一些肤浅的看法，不当之处，谨祈同仁斧正。
1984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