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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他家玩,他寒暄几句话后便递给那些高仓健的资料给我做功课。其中有高仓健1986年10月接受中国《大众电影》记者采访时的一席谈话。
记者:听说您希望来中国拍一部电影,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高仓健:四年前吧。那时电视广播经常报道日本孤儿返日的新闻,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人的幸福,跟国籍、民族是没有关系的,跟干什么工作也没有关系。我总觉得,这些从中国回到日本寻找亲友的孤儿,即使找到他们的亲人,也并不意味着就从此幸福。他们的年龄已大,很不适应日本当前的国情,父母也大都去世。而这些孤儿都是出生于中国,由中国的父母养大的,结了婚,有了儿女,跟中国的一切都有感情。是不是回到丰富的物质社会中就幸福呢?显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幸福是在共同的生活中,经历很多的痛苦与欢乐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很想拍这么一部影片:孤儿在中国长大,回到日本后,通过在日本的生活感受,最后觉得,他的幸福还是在生养他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本叫《孤雁行?高仓健影坛生涯》的书,里面有那个高仓健讲了以下这么一段话——
我喜欢快活的作品。我喜欢在银幕上充分表现人性善良和人间温暖的作品。我多想拍自己欢畅观众也轻松的影片。喜剧片不是很好么?笨嘴拙舌,总是挨骂受气的男人啦,叫人啼笑皆非的二百五……
谁能想到日本高仓健以上两席话害掉了中国李支锋唯一的一个青春。
七八十乃至九十年代,即我和李支锋少年时期,高仓健、宇津井健、三溥友和、山口百惠、中野良子、松坂庆子、田中裕子、松田优作、倍赏千惠子、吉永小百合、栗原小卷等一大批日本演员渐渐地被中国观众所熟悉喜爱,《望乡》、《生死恋》、《阿西们的街》、《寅次郎的故事》、《人证》、《追捕》、《绝唱》、《W的悲剧》、《啊,野麦岭》、《失乐园》以及一些电视连续剧,如八十年代初在中国流行的《血疑》和九十年代放映的《东京爱情故事》等一大批影视剧被中国观众津津乐道。那是一个众多日本电影明星在中国广大人民心目中有广泛亲和力与影响力的时代,一部电影可抵十个文化大使的时代,加上胡耀邦总书记邀请三千日本人来中国作友好访问所造成的中日和睦相处的良好气氛,那个盛世或者说是黄金时代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近年来日本政府领导人在一些历史问题上的态度,让善良宽容的中国人民心寒。
人们传说中的中日友好,在某种程度上,维系它的可能只有经贸往来上的考量了。
民间的传统往来包括电影上的交往日渐式微。
李支锋对此问题忧心忡忡,他深沉的目光投向更遥远的世界。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从事中日友好的人士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电影界来说,以前中国有胡健、谢晋等,日本有德间康快、森繁等,现在有什么人?
李支锋一脸忧虑,一付忧国忧民的表情。
有你李支锋呀。我认真地说。
对,有我。李支锋眼睛里变得万丈光芒。
只有我在全力以赴在做这件事。
你可不能辜负中日人民的殷切期望呀。我夸张地打趣说道。
可我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你的问题多着啦,比如恋爱问题也要考虑了。我戏谑他说,长期的性饥渴会造成你心理上的不健康,不正常。人的另一半都不了解怎么行呢?要风流才多才多艺呢。你个人的问题严重着呢,还奢谈什么中日友好来着。
你太夸张了吧。李支锋不以为然,笑着说。
……那个时候,与李支锋一番交谈,就很容易地感觉到他有一副赤诚的心肠。对于电影艺术,对于中日友谊,他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焰。
看过中国各地电视台热播的由山口百惠、宇津井健主演的《血疑》,他马上就构思了一个叫《血凝》的电影剧本的蓝本,在这个宏伟的构想中,我们为日本演员宇津井健、三田佳子、三国连太郎、三浦友和安排了角色。为了这部拟由中日合拍的电影,李支锋化了相当多的时间,每天我们在一起就为剧情的发展而热烈讨论。我们一起为宇津井健先生写信,我们甚至还打听到了他的通讯地址:东京都世田区成城六丁目十四番十六号……那是多么可笑而激动人心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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