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理解那些寻找抗战中祖辈足迹的人们吗？来听听523个电话背后的故事 

原创 2015-09-15 王潇 华东局 华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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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 huadongjujiefang

功能介绍 立足上海，做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观察者、思考者、建设者。

华东局原创稿件，本文刊于9月15日《解放日报》。最适合收藏后细读的长文和长三角故事，尽在华东局！

二档馆的523个电话

   接电话之前，我留意了一下，这是近两月里的第523个电话。“我是宁波镇海的，我想查下我爷爷，他当年是军医，1938年武汉会战去世……”电话那边的声音礼貌斯文，听上去40岁左右，似乎还有一位老者坐镇后方，大声补充各种信息。他报出祖父名字。我转告馆内工作人员管老师。一阵噼里啪啦键盘敲击，搜索一番后，管老师隔着柜台对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于是回复：“很遗憾，没有查到。”　

   他没有要挂的意思，似乎在听老者意见，又转向话筒请求：“能不能，帮忙再看看同乡的？”

   工作人员帮忙梳理出同籍贯同姓的4位：张克祥，连长；张祥月，一等兵；张勇，下士；张志标，上等兵。　

   他在电话那头一字一核地记下……　

   这是记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处体验采访的第三天。　

   2015年之夏，记者在二档馆查阅抗战资料，正遇来电查询抗日阵亡将士名单档案的高潮。这些来自贵州、湖南、四川等各地口音的电话，都在传递一个愿望——想找到，哪怕一丁点，关于父辈或祖辈的消息。　

   保存了大量当年南京国民政府档案的二档馆，其实已经开放查档十年。但抗战胜利70周年的到来，让这些情感空前涌动起来。

   523个电话，仅是十年中一个微小样本。我想知道，这些电话背后，是一份怎样的情感？寻找一个名字的意义，又在哪里？

  【记忆】

   刘建国记得，他把祖父阵亡名录拿给84岁的老父刘维新时，老爷子的手指在名字上摸了好久。　

   今年清明，老爷子自己一个人颤巍巍出门，买回纸钱，由刘建国陪着在楼下烧了；祖母忌日，刘建国和妹妹把祖父申报烈士的册子复印了一本，拿到祖母坟前烧掉，一边烧一边说：“奶奶，我们找到爷爷了……”　

   刘维新的一辈子坎坷，倒也平顺地过来了。15岁从湖南衡阳的铁路系统开始工作，到武汉修长江大桥，再到南京修桥，最后落户南京，从中铁大桥局退休。  与老伴感情好，4个子女和睦。　　

   我跟着刘建国坐车跨越长江，去刘维新的家中采访。

家人说，得过脑梗的刘维新，是这么多天来最清醒的一天；刘建国“一辈子几乎没见哭过”的老父亲，在采访中，哽咽了3次。　　

   3次都是回忆父亲。　　

   刘维新说父亲是个爱好书法和文学的人，因为家里一面墙上有父亲手书的4句诗。他还记得父亲有一次穿着便服回来探亲，大院里，把自己和弟弟放在自行车的前杠上，载着两人一起出去逛。那是父子三人最美好的回忆……　　

  父亲上战场前，邮寄了一箱书回家。他现在才理解——那是父亲所有的最珍贵的书籍，他是抱着赴死的心上了战场。而当时，年幼的他只是和弟弟好奇地看着这些军校书籍，反复摩挲书页，从中发觉一丁点儿父亲使用的痕迹。　　

  随书寄的，还有一封遗书：“维新、维扬俩儿：知悉吾这次奉命奔赴前线抗日，抱定必胜之决心，倭奴不灭，誓不回家。虽不成功必成仁，汝等必须继承遗志，直到把倭寇赶出中国为止。切记，切记，特立此遗嘱。父刘安民手示。”　　

  这份遗书在特殊的年代已被烧掉，怎么还能一字不落记得？事实上，工作人员电话来核实材料时也问过同样问题。　　

  刘维新指着自己脑袋说：“我现在就可以背给你听。那么多年，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全印在我脑子里！”　　

  再度哽咽。　

  比别人幸运的是，刘维新起码知道父亲是怎么离开的——父亲牺牲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家很快收到父亲战友“周叔叔”的来信与照片，告知，父亲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弹片划开了父亲的腹部肠子流出，壮烈牺牲”。　　

  信就是刘维新读的，只有7岁的他识字，读给母亲和5岁的弟弟听。家，轰然倒塌。　　

  母亲一辈子都没再提过父亲。刘维新好奇，却只能“忍”。他记得周叔叔在信里说，曾在上海父亲牺牲之处插了一块木牌，写了父亲的名字。他便从15岁就开始打工，想挣去上海的路费，看看父亲，或把骨灰带回故乡；他还写过信去我国台湾，想探究关于父亲的更多细节，比如，父亲的生日（目前只知出生年份）……　　

  刘建国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祖父的过程并没有太多曲折。从各档案馆查证得到的史料，大致拼凑出祖父刘安民短暂的一生：　　

  刘安民，1907年生，家乡湖南湘潭市湘乡枣山镇，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曾任职国民革命军第18军98师583团三营（后人称姚子青营）迫击炮连中尉排长。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于9月7日全营死守上海宝山，终因寡  不敌众牺牲，时年30岁。

（刘维新向记者描述遗书的大小和材质。）

【寻找】

夏航成还没有收获。　　

他是来找祖父夏子明的。他捧着战斗详报，给工作人员管老师看——“我四十旅夏子明部两个步兵团赶到增援……”夏子明是当时陆军独立第四十旅旅长。　　

“你看，这里都写着呢。”　　

管老师点点头：“但是库里现在查不到……”　　

目前，馆内数据库所包含的约20万阵亡将士，都来源于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每次战役、战斗后，对阵亡、失踪人员统计，以及进行抚恤工作的文件。　　

“20万，听上去很多，其实只是所有抗战将士中的沧海一粟。”利用处处长杨斌说，在当年的很多战斗中，不少作战单位都是成建制地牺牲，无人能对阵亡人员进行回忆、统计。　　

夏航成，67岁，是从山东滕州来的。　　

之前也打过电话，各方也查找过，但“俺不会电脑，普通话也说不好，还是自己来查一查”。他还把在南京上大学的远房侄儿叫上，一起在档案馆查资料。　　

夏航成以前是做煤矿的机电维修，从小跟着奶奶长大，记得奶奶提过一些关于爷爷抗日的信息，但也支离破碎。1933年，因为爷爷是军官，日本人为泄愤在北京抄家，杀了四五人，奶奶带着7岁的父亲从后门逃出，得以幸存。　　

几年前，夏航成其实在军事博物馆看到过祖父的名字。他是陪别人去的，仿佛是天意，祖父的名字直接跳入他的眼眸……　　

对于祖父人生的探求，就这样被一点一点地唤醒。　　

家里如今关于祖父的资料，一包500张的A4纸，他已打印4包了。但他说，有些是个人回忆，有些是网上资料，“网上不能完全信，得要史料”，就把回忆文章中的年月日记下来，到档案馆一一核实，也有所收获，可是“爷爷到底怎么作战的，还是不具体”。　　

夏航成还专门跑了一趟台湾。他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新闻，有位八旬老人没见过父亲，他了解到海峡对岸有父亲的照片，于是专程去祭拜。这让他动了心。他特别想要一张祖父的照片。后来，在旅行社的安排下，跟团旅游的他，被破例允许抽出半小时，但照片依旧没有找到。　　

夏航成说，随着对那段历史的越来越了解，他对祖父的感情就越发深厚，也越来越坚持，要完整还原出祖父的人生。　　

而“那种感情，不是谁都能懂”。他说老伴不太了解历史，儿子儿媳工作也忙。有时他看到抗日题材的电影或电视剧，会一个人闷坐着，不想吃饭，或者干脆出门抽根烟……　　

夏航成和我坐在档案馆外公园的石阶上，正感叹这一天又无功而返时，一条短信令他来了精神。　　

侄儿帮他咨询了一位教授，教授提示，夏子明是否可能当时登记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太好了，还有希望！我明天再来！”

【变化】

陈建宁是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老员工了。从1985年大学毕业分配至二档馆工作，她已见过太多故事。不过，她对夏永林（化名）与刘勇碰面时的“奇遇”，还是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78岁的夏永林是来查找父亲的受伤经过。他讲述父亲所属部队时，被正巧站在一边的刘勇听见，刘勇根据职位，一口报出了老夏父亲的名字。　　

原来，两人的先辈在1937年到1941年间有交集，比如淞沪会战时，老夏的父亲是第2军第9师50团团长，刘勇的外祖父高超是50团2营5连连长、少校营长，在昆仑关战役时老夏的父亲是副师长，刘勇的外祖父高超是副团长。　　

刘勇46岁，是第三代，已经详细查证过外祖父战斗情况。说了许多关于老夏父亲的战斗经历，老夏却并不了解。　　

老夏还不想让我写出他的真名。关于父亲，他有太多想了解。想查询情况的信，写了不止一封，随便拿出一封，落款日期是“1984.11.28”。但，全都没有寄出过。他记得很小的时候，跟随父亲的脚步走过腾冲，走过保山，父亲在前线指挥战斗，他跟随父亲的副官生活。“我没有几年了……所以鼓足勇气。我不能留遗憾……”

（夏永林（化名）与刘勇兴奋地发现，自己的先辈曾同属一个部队。）　

陈建宁说，第二代的感情更隐忍。曾经，有些人悄悄托人来查，查到后，了解了情况，就不来取材料了。而现在，随着大环境的日益开放，人们的心绪开始打开，字里行间全是热切。　　

“我去过南京，总是感慨唏嘘而归。我祝愿各位的帮忙查找能大获全胜，我等待，我盼望！”这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　　

工作人员一般会帮忙查两次，一次按名字，一次按籍贯。如果告知没查到，对方恨不得把家底和盘托出，期望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陈建宁记得一对老夫妻。大约几年前，那时还是纸质卡片，需要人工查找。有些家属自己赴馆来找，突然一声大喊，把档案馆的人们都吓了一跳。夫妻俩抱头痛哭，原来是，找到父亲的名字了！抹干眼泪，夫妇俩还专门买来糖果分给大家。因为，是喜事。　　

冯庆炎的叔叔当年是空军中尉，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抱着试试的态度，在二档馆查到信息。他说，查到信息的那天是2015年5月20日，而阵亡记录上叔叔去世的日子是1937年5月20日。“整整78年！我说这是‘冥冥之中’！”冯很感慨。　　

而更明显的变化，是数字。工作人员张玲一开始每接一个电话还画一笔“正”字，后来“画不下去了”，因为太多。　　

湖南的、山西的、贵州的……还有专程从美国亲自来馆取档案的，头发已经花白，拄着拐杖……　　

有时，来电者并不知先辈的确切名字，太多年，只模糊地记得一个音。甚至，只记得小名。陆，或是路；曾，还是郑；自己家的没查到，不放弃，就想找同乡的。

目的也不尽相同。有些是在变迁中遗失了烈士证明，想重新申办烈士；有些是当年从军后至今下落不明，想从档案中找到一点踪迹。　　

也有不少是帮不上忙的。张玲接到过一封信，是想帮父亲了却心愿：父亲刚出生时，祖父当了兵，此后辗转各地，再没回过家，多年后在另一省与他人再续婚约。其间，祖父曾给父亲寄过信，但当时可能由于负气或其它原因，没有回信。现在，父亲79岁，心愿是能知道祖父的下落……

【意义】

刘建国在采访后第二天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　　

刘建国是没见过父亲哽咽过的——忍耐、封闭感情，成为那辈人的特征，但这不代表，情感的不存在。“我今早在想，他是从小只能对着墙上的书法以及遗书，和再也见不了面的父亲交流啊！”　　

其实最初，对于为什么要寻找，他也是不能完全体会的。只是因为以前父亲提过几次，兄妹们都“没重视”，现在退休了，不如帮父亲了却心愿。　　

但是随着一步步走近祖辈，走近那段历史，刘建国才逐步理解了父亲那份深深埋藏的情感。　　

寻找的意义，是一种正名吗？这种情绪是有的。　　

刘维新打算拿到烈士证就拿给一位邻居看，“当年我说我父亲是抗日死的，他不信。我要拿给他瞧一瞧！”　　

还有的情感呢？是一种寻根、一种思念。　　

我在二档馆看到一封来信——“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年78岁。我出生时，父亲在淞沪会战中牺牲……我一生没见到过父亲，不知道父爱是什么，但我为有这么一位父亲而感到骄傲。可是我手头没有他的一点资料，没见过一张照片……我在人世间的时日不长了……在临死前能见到资料档案便圆满了……”　　

我也问过夏航成，到底支撑他的是什么？他激动地用蹩脚的普通话一字一顿地告诉我：“这是与我有着血缘关系的人，可是却没见过面，起码，要了解他一生做了什么。”　　

而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家国情怀的抒发和缅怀。　　

那种赴死的决心，从出征前写下的遗书就可感知；那种为国捐躯的精神，在阵亡名录中一列列名字里已经彰显无疑。这已经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情感，而是对一辈人的情感。但确也因为这位至亲的人，而对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理解得更为真切。　　

刘勇说，寻找先辈抗战的足迹，是为了让我们铭记中华民族那段惨痛的记忆。给参加过抗战的先辈们应有的光荣，在中国的历史上，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为他们建起一座不朽的纪念碑。这就是对那段历史有个交代，才能让后人有所教益。大理、腾冲、保山……他都去过。他曾通读云南省腾冲县“抗日县长”张问德的《答田岛书》，感慨他是“有血性的男人”，并联想到当年在那里战斗的外祖父，也是那些先辈中的一员。　　

也曾扪心自问：“假如当年是我，我会怎样？”　　

当忙于生计，当行走得匆忙，今天的我们，是需要停下脚步反思并缅怀的。

刘建国发给我的短信最后写道：“他们的父辈是为国捐躯的人，他们的忠魂可歌可泣（写到这里，我流泪了），谢谢你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