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脚下，院子背后，有遍茶园。园中一座小屋，屋里住一个孤独的守茶叶的老人。虽然属同一个院子，但我们自小就不知道他的名字，也很少去过他的小屋。
过年的时候，家乡的风俗，小孩子应在大年初一挨家挨户去拜年。一边向着至今还弄不清楚的三伯五婶六叔公口叫拜年拜年，一边张开随身准备的袋子，主人家就会往袋里放饼干。所以在我们小孩眼里，大年初一并不是拜年，其实是去讨饼。并常常以口袋里饼干的多少来作炫耀，以致于在口袋里放过饼后，还有小孩会提醒：“还有我小妹妹”，他的小妹妹还不能走，他又抱不动，正呆在家里母亲的怀中。主人家就一边自责道：“噢，差点忘了。”一边赶紧再去拿饼。小孩子的提醒亦大多来自大人的吩付。讨回的饼干，是绝少自己吃的，因为那种饼干千篇一律方块儿，干干的，很不好吃。口袋装满后，就赶紧往家跑，放在家里等着散发给前来拜年的别的小孩。但如果有小孩前去茶园中小屋拜年，老人散的“饼干”是绝不会再拿回家去的。
老人总是会给前来拜年的小孩一份特别的礼物。要幺是自制的小玩具，那种从山里摘来的形状象砣螺的不知名的小果子，在上面插一根小棍儿，可以用手转动小棍让小果子飞舞起来，谁的果子转得时间最长谁最厉害。要幺是很好吃的糖果，那种形状象鸡腿的红色的糖果，我们都叫“鸡腿糖”，可以含在嘴里甜甜的老半天。这在80年代初期的湘西农村，对小孩来说，已经算是够奢侈的食品了。尽管老人的东西是如此的诱人，但并不是每个小孩都会去他的小屋的。在我的记忆中，每逢大年初一，总是下着很大的雪，人们出门拜年都是在厚厚的布鞋外面，套一双钉鞋，但是这样的穿著是不适宜走太远的路的。老人的小屋离院子还有几百米，有一条宽宽的土马路通向小屋，在摘茶叶的季节，会有一些装茶叶的手扶拖拉机在这条路上来来去去，一到雨天，这条路最为泥泞且深深浅浅。穿钉鞋的小孩如果冒险过去，总是会把布鞋弄得里外湿透，光冷不说，不准回家还会遭大人打。但我们自有我们的高明，我们可以踩高跷前去。从山里偷一根合式的杉树，剥光皮晒干后，分成两段，在离端点一尺左右的地方，凿一个方眼，再插进一块七八寸长的方条儿，方条儿与棍子之间再撑一根小木条，这样做成了一支高跷。两根都做成后，手握另一端，布鞋架在方条儿上，人踩上高跷，不管前面是雪是泥，都可以直往无前。踩高跷仍然要论技朮的，我们常常在去老人的小屋的那条路上比试，看谁一路上不落马。也总有落马的，从高跷上一落下来，布鞋就会被雪水弄湿。技朮不好的小孩，也是不敢去老人的小屋的。
踩高跷厉害的几个小孩，一路马不停蹄，争先恐后，直踩到老人的小屋。老人照例早已听到小孩一路上的声音，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但我们不知怎样称呼老人，家乡的习惯，如果没有称呼而光叫拜年，非但没有礼貌，有时大人还会故意刁难，定要你准确的喊出他的称呼才给你饼不可。我们整个院子就是一个大的家族，人们总是按辈份及出生顺序来冠以称呼，比如我的父亲是“费”字辈，而在同辈中排行第八，所以与我同辈的人都称呼为“八爷”，因为人口众多，辈份复杂，非但有八爷十几爷的，还有九爷爷十公公之类的称呼，这对于一个几岁的小孩来说，实在是一件搞不清楚的事情。加之人们很少与老人打招呼，很少有听到过谁称呼过老人，所以对于老人的称呼，年年都是一个谜。有一次我有曾好奇的问过八爷（也就是我的父亲），八爷说那老人我应该叫公公（比爷爷还大一辈），至于应该叫几公公，他也不知道了。小孩子一边跺着脚蹉着手，一边含糊其词的叫着拜年拜年时，我却格外大声的叫“公公，拜年，公公，拜年噢”。正是因为我这一声公公，使得那老人愣了一下，随即笑哈哈的说：“这是谁家的小孩，这幺乖。”后来老人散东西的时候，每人一个大大的苹果，而我却意外的独得了老人送的一副上好的高跷，这让其它小孩嫉妒得眼里冒血。虽然苹果也许在我们是生平第一次吃到，但一副上好的高跷仍代表着特别的荣誉与实惠。小孩子常常会在雪地里踩着高跷互相撞架，谁被撞下高跷便算输，这难免有时会把高跷也撞断，所以同时拥有两副高跷简直算是大款了。而况老人送的高跷，还是涂过桐油的，这在整个院子，都是绝无仅有。
我那副高跷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后又有小孩，或拿晒干后的杉树去央求老人帮做高跷，或拿了自制好的高跷央求老人帮涂桐油。听着小孩们稚嫩的叫“公公”声，老人满心欢喜，尽力来满足每一个小孩的心愿。于是常常会有小孩欢快的笑声，在老人的小屋上空回荡。
老人的小屋最热闹的时候，却在每年采茶的时节。
春雨如丝，漫天飞舞，茶叶树上，便有嫩叶儿长出来，整个茶园都被笼罩在那种嫩且绿的颜色之中。收获茶叶的时节到了。那个时候茶园还是集体的，每到此时便会雇人摘茶，大约是摘十斤茶给五角钱。于是每家每户闲着的人，都会带自备的篮子前去摘茶，当然也少不了我们孩子们。如果是星期天，我们一天可以赚好几块钱的。这钱自然不再交给大人，任凭自己支配。就象秋后卖家里的麦杆一样，任你挑着成捆的麦杆到八里外的收购站去卖，卖得的钱，大人绝不会伸手向你拿。那个时候一分钱还可以买一颗纸包糖，五分钱就可买一个棒冰。而我们全年的零用钱，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自己赚来的。于是一到采茶的日子，茶园里处处可见跟篮子一样高的采茶人。采的茶都会堆放在守茶叶的小屋前，屋里的老人已经早早的把一切该收拾的都收拾好了。每到这个时候，老人的小屋自然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老人也忙着，他要给人准备好茶水，并负责监视看有没有把茶叶私自拿回家的，还会帮小孩提装满茶叶的篮子去称重量，车子来的时候，也会帮着把茶叶装上车。尽管这些都不是分配给他的工作（他的任务只是象征性的在平日看守菜园），特别是监视私自拿茶回家的人，可是他每年乐意这样多管闲事，到后来人们无形之中也就认同了。有些人虽然会背着他骂打不死的地主崽，但绝不敢在他眼皮底下私拿茶叶。许多小孩会遵循大人的吩咐，临走时会故意在篮子底留一些特嫩的茶叶，老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或许是每逢采茶时，院里一些贪小便宜被抓着的妇人，悻悻而回时在坡上大骂打不死的地主崽的缘故吧，有一次我便好奇的去问隔壁院子的外公，因为外公是唯一常到老人的小屋去的人。外公经不住我的纠缠，便给我讲关于那个老人的故事。
解放以前，我们这一带所有的山田茶园，都是属于一家地主的，地主也姓黄，与周围的农民同族。地主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太太生的，一个是小姨太生的。大儿子很小就被送到外面读书，后来又去上了黄辅军校，抗战时曾随军远征东南亚。解放战争大败退时，逃亡台湾，临行前遣伴随多年的卫兵回乡欲接小弟前往台湾，卫兵与小弟为炮火所隔，终未能与其同往。卫兵即是我的外公，地主的小儿子便是守茶叶的老人。在文革时期，他们都有被村民戴过高帽，捆着游行批斗，都有曾被打得半死。所以一些年纪大的妇人，便常常会骂打不死的地主崽。
其后年纪稍大，在读小学五年纪的样子，便也隐约知道了一些地主的事情，以为地主总是象周扒皮式的专门欺侮农民，无形之中对于地主也怀有深仇大恨一样。但是守茶叶的老人，是怎幺也不在其中的，他是如此慈祥可亲，对小孩子是那幺喜欢，做很多有趣的东西逗小孩子玩，还做高跷赠送他所钟意的小孩，对于小孩偷偷的拿一些茶叶放在篮子底，他总是装作看不见的。
我们在读小学五年纪的时候，便不得不跟那些读初中的兄姐们一样，要到十多里路远的中心小学和中学去上学。因为本村的小学，只办到四年纪。且因为这个缘故，便常常会有小孩读过小学四年纪后，便不再上学了。上五年级的小孩清晨便不能再上山去放牛，放学到家亦不能再有时间帮家里做其它事，而且早上要先做饭，晚上又要留饭，逢上突然下雨下雪，还要派人去送伞。小孩子早上是漫漫上学路，放学后又是日暮归途远。且那时候学校老师惩罚学生，真是对症下药，不罚扫地不罚抄字也不罚做题，偏偏罚留课。即放学之后，罚你一动不动呆在教室里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于是常常会有大人到学校找小孩，或小孩又饿又冷，天黑时到家还会遭大人骂或打：“是不是老师又罚留课了，你怎幺就这幺一点都不争气，大人送你读学也难呢！”那个时候，我们特别羡慕那些在学校附近的小孩，他们多好，中午也可以回家去吃点东西，即便留课也偷偷的托人让送饭到教室里来吃，一点都不在乎。
但我们院子的小孩，也有让别人羡慕的地方。如果是逢上突然的下雨下雪，常常会有一个老人，在放学的时候抱着一大把伞等在校门口。守茶叶的老人，与院里的大人似乎老死不相往来，却对小孩情有独钟。他总是这样义务的为小孩服务，以致于忙碌的村人下意识的会把伞放到老人的小屋门口，再由老人送到学校去。被留课的小孩，也常常会在窗口看到老人那慈祥可亲的脸，会闻到老人用包袱装着的烤红薯的香味。残阳如血，山路弯弯，一群放学归家的小孩中间，常常可见一个背书包的老人。
土地承包到户后，人们又可自由的到外面去搞副业，短短几年时间，村民们的生活已大大好转起来，不但告别了红薯饭的日子，往昔一向干瘪瘪的荷包，也日渐鼓了起来。这首先反应在大年初一散给小孩拜年用的饼干上，各式各样好吃的饼干或糖果取代了千篇一律的方块饼，尽情诱惑着每一张馋嘴，出门拜年也不必布鞋套钉鞋了，小孩们穿著新买的衣服及有厚厚绒毛的皮鞋，在院子里自在的穿梭。踩高跷也已成为一种娱乐，不再是先前那样是许多小孩甚至大人必备的代行工具。在关系亲近的大人那里拜年，甚至有了押岁钱，虽然也还只是象征性的几元钱，但这是破天荒地的。小孩也用不着再逃学到茶园去摘茶或挑几十斤麦杆到数里外的收购站赚取零用钱了，平时只需编个合式的借口，就可轻易在大人那里拿到足够的零用钱。老人过年时散的东西与老人做的高跷已经对小孩失去了诱惑，小孩们光顾老人的小屋的次数，也就大大减少了。但是院里上五年级以上的小孩，在上学与放学的路上，老人还是与以前一样可以常常和他们走在一起。
读书的小孩们也日渐多了，后来终于有一任年轻的村支书提议要在本村办一个完整的小学。人们商量的结果是既然要办，就干脆把旧学校掀倒了，修一座新的，客气一点的，给娃们一个好的读书环境。于是一面向上面打报告，一边开动员大会，动员群众捐钱捐物。可是农村里有许多事情，真做起来，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是说的那幺容易了。别的不提，就是要征用学校旁边的那一亩多的良田吧，有个倔老头死活都不肯，且说我一辈子不识字，还不照样活过来了，修什幺学校，把我的田给占了，我可是等了一辈子，才终于又等到一块自己的田呀！除非把我打死在田径上，否则休想。再说捐钱的事，到后来是硬摊下去，每个人头多少，没钱可拿谷子顶，征收的钱还不到一小半。大半年过去了，修学校的事一点眉目还没有。后来支书说，那就将集体的茶园买掉吧，把学校修到守茶园的小屋那个地方。本来上面下来政策，已经将那座小屋连同周围一亩的茶地划给老人了，现在又要将老人的小屋及分给他的茶地修学校，老人肯吗？支书说老人特喜欢小孩的，我看他一定会答应，其它的事再商量。于是支书便去找老人。
支书在老人的小屋外叫了半天“叔公、叔公”，里头没人应声。后来一个小孩说，公公说他到城里去了。支书很纳闷，又到城里去了。这段日子，老人常常一个人跑去城里，也不知道做什幺。难不成到上面去告什幺，原来按照政策，村里应该将村委会办公的房子退给老人才是，因为那房子本来就是老人的房子，如果不退房子，那应该如数补钱给老人，可是村里只将一座守茶园的小屋及一点茶地退给老人，难道老人听到了什幺风声？这些年来，村里对老人，也一直不闻不问的，且先前又做过太多对不起老人的事，支书心里不由得发毛起来，转而一想，反正是征他的地方拿来修学校，怕他告什幺，心里又踏实起来，吩咐小孩说，等公公回来了，记得叫我一声。
晚上老人回来了，却自己跑到支书家里来。老人跟别的院子人一样管比自己小两辈的支书叫黄书记，支书却心有愧的问叔公吃了夜饭没有，一边叫妇人打点米酒炒些花生来。
老人说：“不用麻烦了，我来是为修学校的事，村里读书的小孩越来越多了，不能代代都要到那幺远的地方上学，如果在我那一亩茶地里，修一座学校，你看如何。”
支书说：“叔公，学校是一定要修的，我们正在商量呢，是打算修到你那里，你那里有条土马路，也方便的，响午为这事我正找你呢。你放心，占了你的茶地和房子，村里一定会给你补尝的。”
“听说大家都在捐钱，怎幺我就没有份，我也想捐些钱的。”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去往口袋里摸索。
支书赶紧站了起来，过去扯住老人的手，说：“叔公，你老人家了，这个就不必了，留着自己用，我们怎幺能让你出钱呢。”
老人笑了起来，任支书扯着手：“我说孙侄，不瞒你说，我也知道修学校的钱一时三刻是收不拢的，刚好有人给我捎来信，我大哥在找我呢，他现在还在那边呢，这些日子我上城里去，就为这个事。“说着便挣开支书的手，在口袋里拿出一张印有钱一样花纹的纸来。
支书接过一看，这是一张现金支票，写着老人的名字，金额是美元100000块。支书整个人儿快晕倒了。
老人说：“听人说这是美国钱，一块可抵中国钱十几块呢，我大哥还在队伍里，按规矩还不能回来探亲，托人从香港给我送来这个，说是给我先用着，我守着那点茶园，有得吃有得住，够了，用什幺呢？村里小孩子读书不容易，要走那幺远的路，又听说你们要修学校，我想就用这些钱来修吧，不光是小学，连中学也给修了，多好。”
支书拿着支票当即就跪倒在老人面前。十万美元，有100万块钱呢，支书去县城开会时听报告，整个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不过200万元。全部拿来修学校，那该是怎样的一座学校呀。
……
一年后，一所全新的、现代化的校舍在茶园拔地而起，老人坐在校门口的传达室里，笑看院子里的、别村的、其它乡的小孩，在这里，向他敬着队礼，出出进进。而大山里的小孩，在这里读完小学，读完中学，走向山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