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背过“懒虫”的恶名，心里很不服气。我懒什么了？倒灰、扯葱、买酱油，只听一声喊，就打飚脚走。哪里懒了？可气的是大人太不公平，偏骂我懒。日子久了，我也明白了，原来大人“勤”的标准不同。做杂事勤不算勤，一动不动坐在屋里读书才算勤。
闭塞的武冈人，自来把“读书”二字看得重。我小时候耳朵里灌得最多的，不是谁谁如何有钱，也不是谁谁当什么官。而是哪家的子弟读书如何发狠，学问如何的高。那时我们这些孩子眼光里最羡慕的不是晃“自由棍”、戴“博士帽”的官儿，而是臂膀夹一叠书本的教员。听大人夸说这些人有学问，凭自己的本事吃干净、安逸饭。人们都敬重他们。
或许就是这种氛围，使盛产白米的武冈，也盛产文人。而且这些学业有成的文人，也都出在盛产白米的水土丰腴之乡村。
光绪年间修撰的武冈州志中记载的一个最大最早的文人，是出生在资江边上紫阳山的周仪。周仪在宋雍熙年间举进士。清代武冈隶属邵阳，所以周仪不仅是武冈的第一个进士，而且是全邵阳的第一个进士。州志上是这样说的：“邵州自唐以来举进士者少”，“宋代进士仪始也”。自唐至宋的雍熙初，凡三百余年，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终于从山乡熬出来一个进士，怎的了得！无怪乎州志夸他书读得多，也读得好。是“博洽多通”。紫阳山山幽水清，确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那时的读书人讲究的是清心寡欲，安贫乐道，不像如今读书人这样眷恋繁华，总喜欢往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里钻。他们钟爱的是僻静，想方设法远避尘嚣，偏恋幽静的山乡。那野谷幽壑的紫阳山中，正好有个幽邃的石洞，冬暖夏凉，可寝可坐，是天然的好书室。周仪那满腹的经纶，就是长年躲在那石洞里熬灯油、磨心智苦读出来的。之后，他的儿子周湛，孙子周钦，也都是进士，成了众口皆碑的进士世家。
晚清咸丰元年，武冈的大甸村又出了两个著名的读书人。一个叫邓辅纶，字弥之；一个叫邓绎，字葆之。他们是兄弟俩，所以武冈人尊称他们“二邓先生”，还在城郊的法相岩畔修了纪念他俩的“二邓先生祠”。这两个毗连着的纪念祠堂，格局基本上一样，只是哥哥邓辅纶先生的稍稍宽大一点。四十年代初，洞庭中学高中部建在法相岩畔，将二邓先生祠和四周的青山，都用土墙圈在校园之内。二邓先生祠是被充分利用起来的。当时弥之先生祠侧屋的大厅，是学生们排练文艺节目的地方；而葆之先生祠侧屋的空厅，则是学生自治会的消费合作社。课余之后，同学们都喜欢来这里，使无比寂静的祠堂，变得十分热闹。
在瞻仰二邓先生祠之前，我就听到过有关邓弥之、邓葆之的一些读书故事。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不是教师的传授，而是来自文盲的二姑妈。那是一个寒冬之夜，初学乘除法的我，为总背不下“九九表”所困，而严厉的妈妈又规定“背不下就不准睡觉”。我没有背熟的信心，又想早睡觉，便悄悄溜到二姑妈房里寻求保护。在暖暖的火柜里，在昏黄的桐油灯下，二姑妈给我讲述若干年前的两个叫邓弥之、邓葆之的孩子，是如何用功读书的故事。她告诉我，邓弥之十五岁补州学廪生，邓葆之九岁就成了州学廪生。自然，无论是二姑妈或是我，当时是弄不懂什么是廪生，什么又是补廪生的。不过，从文盲二姑妈那充满惊叹的闪闪生辉的眼光里，我感受到了那一定是人生之大榜样，领悟到那必定是须费尽苦心方能达到的目的。小小的心灵被震憾了，“二邓先生”四字从此被深镌在心坎里。
二姑妈还给我讲了一些二邓先生读书的故事，其中一个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她说二邓先生读书读痴了，心全在书上，对普通的日常生活也是用书本度量。说是有一天，兄弟俩在田间走着，遇到一段路被放水的农夫挖断了，缺口很宽，没法过。在田里耕作的农夫喊：别怕，跳过去！俩兄弟抖擞精神，猛然一跳，都落在水里了。农夫抱怨说，是要你俩跳呀。两兄弟说，我们是跳嘛。农夫爬上田岸，一步跨过缺口，说，这才是跳哩，你们那不是跳，是蹦！两兄弟说，按书的字义讲，你那是跃，不是跳！……说完这个故事后，二姑妈感叹说：你看看，他两兄弟脑壳里就只有书！
几年之后，我去过一次大甸村。那时我在洞庭中学初中部读书，学校离大甸不远。我的一个堂哥在大甸自耕着几亩田，还是村小学的教员。我是应他的邀约而去的。我这才知道大甸是个山色明媚的好地方。我喜欢它青山环绕的宽阔田垅，也喜欢它绿树掩映、塘如明镜的村庄。那时正是春忙时节，田垅里吆牛的“嗬哧”声，山畔小学琅琅的读书声，将整个山村渲染出一种恬然的耕读情韵。我就是沐着这种情韵，漫步在绿草镶边的田埂上的，想起年少时的二邓先生在田野中与农夫争辩“跳”与“跃”字义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心里似乎也明白了一点读书必要“较真”，必得“咬劲”的道理。也越加觉得大甸确是个宜于居家、读书的好地方！
二邓先生饱读经书，学富五车。他俩读书等身，也著作等身。俩兄弟文名远扬，与湘潭的王运闿，长沙的李寿蓉，攸县的龙汝霖一道，被誉为“湘中五子”，深得左宗棠的赏识和夸赞。弟弟葆之先生享年六十九岁，著有《藻川堂文集》十二卷、《藻川堂诗集》十卷、《云山读书记》五十卷，《警言》二十四卷。可惜这些书我都不曾见过，只见到入选在《都梁文钞今编》中的少量诗文。哥哥弥之先生享年六十五岁，著有《白香亭诗集》两卷、《白香亭文集》三卷，这些书我小时候是见过的，见它们摆在八叔宽敞的书桌上。那是函装的，深蓝色布面硬壳封套，套面右侧上端的条状雪白宣纸上，印着书名。内装书若干册，都是雪白的宣纸印的，十分清晰精致。通篇没有标点符号。八叔读它时，是用一支挖有小眼的骨签，蘸上红印泥，读一句，点一下。每读完一页，白纸黑字间就留下满页整洁有序的小红圈，煞是好看。这新奇的读书方法，和那满页好看的红圈吸引着我。我虽读不懂这类古书，却也“姐姐做鞋妹妹学样”，悄悄从伯娘梳奁盒里拿了根挑发骨签，将尖子磨平，钻成小孔，然后找了本没标点的旧书，蘸着印泥在上面胡乱点。现在已难见到白香亭诗、文集了，而邓弥之的诗名，却是学界公认的，现代出版的《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以诗名记载他，称他是晚清湘湖诗派的代表。
往昔激励人们发奋读书的动力无非是“名利”二字，俗的说法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雅一点就是立大志，做大事。什么“大志”、什么“大事”？说穿了就是“升官发财”。其实二邓先生也都是做过官的，怪的是家乡人从不传言他俩做官的事，也不渲染他俩曾有过的荣华富贵。以后读志书，才知道他俩在官场上极不得意。官场的险恶，自来如此。做官要读好书，不读好书当不了官；但书读得真好，往往也当不得官。书读多了，深明事理，特具洞察力，不容易上当受骗，这是好事，但也容易染上“孤傲”的毛病，读出“自由之思想，独立的人格”来，好好的一个人，最终弄成了仕途坎坷。二邓先生正是这样的，官没做多久，志犹未展，却因直言傲上，遭小人谗言暗算，吃了一些苦头，只得早早退出仕途，回到书院讲学，潜心教育事业。活在人世间六十九年的葆之先生，竟诚诚恳恳教了三十多年书。可知他兄弟俩是何等的看重教书人的身份。他们以自己的行动，为家乡读书人树立了读书为乡里、为社会做好事、实事的好风气。
这风气果然得以传承。六十多年后的民国初年，武冈又出了个博学多才、矢志为民的读书人——欧阳东。武冈新教育的第一颗种子思思学校，就是他辛勤播种的。为将思思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他将妻子的金银手饰变卖了，将父亲筹集买店铺做生意的两千块银元也拿出来了。因他是共产党员，年轻轻的就被国民党抢杀了。而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功德，却是民众深记难忘的。即使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家乡父老也没因他头上的红帽子而避嫌，仍对他为家乡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赞不绝口。
接着又从大甸走出来省内知名的教育家周调阳。他192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是一个从旧学底子里走出来的新学教育专家，著有《儿童心理学》、《教育统计学》、《众籍杂录》、《教育测量法精义》等教育专著。他还是一个教育实践家，曾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和乡村办学的调查研究工作，也做过湖南省教育厅的官员。他对家乡武冈教育事业的贡献，是我们这一辈受益最深、没齿难忘的。首先是他以自己六千多册藏书为基础，创办了都梁图书馆，将如我这样的一批贪玩的孩子，引入知识的大门；四八年春，他又弃官不做，回家乡来做洞庭中学的校长，给我以直接聆听他的教诲的机会。从那时开始，基本上每周一的上午八时，年过花甲的他，会准时从四华里外的高中部，来我们初中部的朝会上训话。他身材矮小，不苟言笑，但他那一身深灰色的细布长袍，却给了我们一种朴实的亲切感，特别是他那每次的精彩演讲，令同学们由衷折服。他的演讲很有特色，每次只讲一个字，或“勤”，或“诚”，或“孝”，或“忠”……先释字义，后引古训，再联系实际，透彻我等的心底，简短、明确、深透，十五、二十分钟，必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可在我们的心里，却会回荡好久好久。他还为武冈教育事业做了一件至今受益无穷的好事。那就是他以他的影响力，促使原衡山乡村师范改为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迁来武冈，也就是现在的武冈师范学校。我虽然没在武冈师范就过学，但它曾经给予过我特殊的恩泽，使我铭记于心终生难忘。这是另话，暂且不在这里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