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修二邓先生祠启》一文是清代士绅张存钧为修建武冈学者邓辅纶、邓绎兄弟祠堂撰写的倡议书，核心在于通过立祠祭祀建构地方文化权威。
昔通德表郑公之乡，化蜀肇文翁之祀，民以道得，地以杰灵，所由远矣。而况伯埙仲篪，牖民禀其先觉，金昆玉友，振声贯其同条。如白香藻川两夫子，大业寿之名山，诸侯师以北面。郛苞驾说，则归墟不足喻其容；追琢誉髦，则时雨不能喻其泽。齐鲁比学，方兹蔑如。是哲萎太邱，搢绅谋文范之谥；问显有道，芳烈奋景行之铭。犹以为兴起闻风，莫世于祀。潮州吏部，并荐蕉荔之丹黄；长公毗陵，戴馨兰菊之英露，猗欤盛哉！然俎豆河汾之曲，尤私淑者所不忘也，车服阙里之堂，尤低徊者所不去也。爰幸同志，心悦诚服。佥以为紫阳婺源之庙，乡国所以崇贤；白社徐孺之祠，邦人所以尚德。
考古贤人之祀义，揆两夫子之教泽，庙食桑梓，于义为宜。是用度地建规，庀材启宇，将奉两夫子而尸祝焉。惟是芳酹必挹夫巨流，大厦须构以众木。诸君子或闻道高密，或受经平原，既不让于当仁，因求助于将伯，所恃风义之笃，敢希琼玖之投。庶塈茨墉垣，润色而尽善，朴研丹雘，并焕而有章。于是瞻貌观成，甚盛举也。至两夫子以同气之生，为释奠之合，尤符礼典。南溟东渤，不改江汉百谷之朝宗；明道伊川，长式河洛千秋之肸蚃。谨启。 古时候，郑玄因德行高洁，他的家乡被赐名“通德”之乡；文翁在蜀地推行教化，开创了尊师祭祀的先河——百姓因圣贤之道而受益，土地因杰出人物而显灵，这种传统源远流长。更何况像邓辅纶、邓绎两位先生这样的同胞兄弟（伯埙仲篪，比喻兄弟和睦），以先知般的智慧启迪百姓，如金玉般高洁的品格在世间交相辉映。他们的不朽功业镌刻于名山，连诸侯都愿以师礼相待。若论他们思想的博大，纵使海纳百川也不足以形容；若论他们培育人才的恩泽，即使春雨润物也难以比拟。即便是齐鲁之地的儒学盛况，与他们相比也黯然失色。正如陈寔（太邱）逝后，士人共议追谥“文范”；郭泰（有道）显名，后人刻碑铭记其德行。可见要传承道统、激励后人，没有比立祠祭祀更重要的了。韩愈在潮州受祀，百姓献上荔枝黄蕉祭奠；苏轼于毗陵被纪念，世人以兰菊清露寄托追思，这是何等盛事！而河汾学派（王通讲学处）的祭祀令私淑弟子永志不忘，曲阜阙里的礼器让瞻仰者流连驻足。如今我们这些志同道合之人，诚心敬仰两位先生，一致认为：正如婺源为朱熹立庙是乡邦崇贤之举，徐孺子白社之祠是百姓尚德的见证。
考察古贤立祠的意义，衡量两位先生的教化功绩，在他们的故乡建庙祭祀，完全合乎礼义。因此我们已勘测选址、筹备建材，计划修建祠堂供奉两位先生。但美酒需取于长河，大厦须聚众木而成。诸位或曾受教于先生门下，或仰慕其学问，既以当仁不让之心参与，也需众人合力支持。我们仰赖诸君的高义，恳请慷慨相助。愿祠堂墙垣坚固、彩绘精美，古朴中见庄严，丹青间显章法。待祠堂落成瞻仰圣容，实为不朽盛举。两位先生同胞兄弟同享祭祀，正合礼法典制。正如江汉百川终归大海，程颢程颐永为儒学典范，邓氏兄弟的德业亦将千秋流芳。特此倡议。 此文是清代士绅张存钧为修建武冈学者邓辅纶、邓绎兄弟祠堂撰写的倡议书，核心在于通过立祠祭祀建构地方文化权威，具体体现为三重意图： 以郑玄、文翁、韩愈、朱熹等历代圣贤为参照，将二邓的学术地位与教化功绩比附为“诸侯北面”“时雨化育”，赋予其“接续儒家道统”的象征意义。 引用“河汾学派”“程颢程颐”等典故，强调兄弟同祀的礼制合理性，化解“非官祀而民立”的潜在争议。 将建祠行为与“婺源朱子庙”“白社徐孺祠”并列，凸显武冈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使祠堂成为凝聚地方士绅的精神地标。 通过“桑梓庙食”的提法，将私人学术传承（“私淑”）转化为公共文化记忆，巩固邓氏兄弟作为“武冈文化代言人”的地位。 以“大厦须构以众木”隐喻士绅阶层的集体协作，暗示修建祠堂不仅是纪念行为，更是地方精英展示文化话语权的政治实践。 末句“南溟东渤，不改江汉朝宗”暗含对湘西南地域文化独立性的宣示，折射清代地方士绅在“中央-地方”张力中的身份自觉。 此文堪称清代地方文化工程的典型文本，通过糅合经学考据、历史叙事与地域符号，将修建祠堂从纪念行为升华为一场“文化赋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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