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痕迹
■ 黄三畅(湖南武冈)
我一直记得那个晚上的情景。
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给公社一个什么会议的代表演了戏,往回走,已是晚上九点多了。是农历十月下旬天气,小北风卷着牛毛细雨,天地是一锅黑糊糊。我们不敢沿河岸的石板路走,怕一失足成千古恨,只好在岸边的草籽田里穿行——这如果在白天,会受到爱社如家的社员的斥骂:踩坏草籽,打断你的腿!有夜幕的掩护就不必担心了。
渐渐地,大队伍远远地走到前头去了,拉在后面的就只有我们三个了。我们三个,都是回乡知青,分别是66届、67届和68届高中毕业生,其中一个是我的弟弟。我们三人在同一个学校当民办教师,是好朋友,我们有共同的志向,更有共同的忧虑和痛苦:两家的家庭成分都不硬,社会关系也不好,招工招干推荐上大学都无望,民办教师还不一定当得长久。
我们默默地走着。没有马灯,也没有手电,也不必看“路”,只是朝前走,只要大方向正确,眼睛睁着闭着都无所谓。脸被毛毛雨喷得湿淋淋的,北风钻进衣裳,身上冷冰冰的。很静寂,只有踩在湿软的草籽田里的扎扎声、北风卷地的呼哨声,还有偶尔从不远处村里传来的孩子的哭声和狗的吠声。
在这种情景下,也是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的,于是我突然说话了:“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下去,不吃不睡,走到北京,就让你读大学,你愿意吗?”
“怎么不愿意?”
“哪有这样的好事?”
他俩这样回答我。又默然。前头的村庄里出现了一星灯光,倏地又没了。
我的假设当然经不起推敲,也无须推敲,我们只是表达对上大学、脱农门的一种强烈愿望。如果能上大学,我们什么事都愿做,什么苦都愿吃。然而我们是没有这种资格的。
没有料到的是,过了两年,国家就宣布恢复高考了。我们三个都特别激动,都想报名。但我们都是有妻儿的人,且我的父母都是六十高龄的人了,须我兄弟俩赡养;另一个虽有两个弟弟,也仍有赡养父母的重任。于是我们都征求父母妻子的意见。我的父母非常支持,要我兄弟俩只管报名,说只要考得上,自己再苦也要让我兄弟俩去读。我的妻子也非常支持。自然我的弟媳也支持我的弟弟。另一个的情况也一样。于是我们三个都报了名。
从报名的日子到参加考试的日子,一共只有个把月,我们互相勉励,经常复习到深夜。考试那天一大早,我和弟弟就出发到设在公社中学的考场去,手里提着母亲做的荞麦粑粑,用来做中餐。荞麦粑粑是很土,但我们知道,卷子做不做得好,看的是肚子里有没有本领,不看吃了什么东西。
后来我和另一个都以高分进了大学,我弟弟虽没有被录取,但因为上了线,在当地也成了有名气的人,后来也成了国家教师。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重点中学任教,不止一次和我的学生讲起那个湿淋淋、冷冰冰的晚上的情况,然后对他们说,在中学学习固然辛苦,考上大学也不是易事,但有资格考大学,就已经是一种福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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