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响屁引发冤案
胡德华
“屁案”荒唐离奇、奸人一一受惩
在全国信访工作大发动的高潮中，各地党政机关先后查处了一批久拖不办的冤假错案。有些冤案离奇，令人触目惊心。贵州省松桃县牛郎区的“屁案”，就是其中的典型。
1976年元月中旬，牛郎区一群苗、汉青年正在改河截流。夜晚，菜园大队的青年们疲惫不堪，在工地上围着篝火谈笑聊天。突然，一个叫龙政云的青年放了一个响屁，引得人们一阵笑闹。众人围着他奚落取笑。小龙很爱面子，被闹哭了，气恼中说：“惹我火了，要杀你们两个！”
这句随意说的气话，却闯下大祸。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有人立即向大队汇报敌情：“地主子弟龙政云要杀革命群众。”民兵副连长和公社武装部长，随之将龙捆绑到工地指挥部连夜吊打，大搞逼供。年仅20岁的小龙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假供其父龙德灿、叔叔龙年灿、堂兄龙茂云等要杀人。
于是这三人又被抓去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无奈承认龙茂云的姑父吴献保“有两千人要暴动，要杀人”。
问题越追越大，“敌情”越追越严重。公社武装部长火速向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彭忠胜、区委书记龙文飞汇报。此时，正赶上北京出现“四人帮”制造的“天安门事件”，当时的领导甚至荒唐地提出“邓小平的一只脚已插到牛郎区”，鼓吹“要追查黑爪牙”、“反击右倾翻案风”、“剿灭小平村”。指派民兵小分队在农村到处抓人，连夜突击审讯，掀起一个“追反”高潮。区委和5个公社、28个大队，均设“追反”领导小组，下辖武装小分队和专案组两个班子。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共达415人，各司其职。武装小分队，昼夜轮班活动；专案组白天睡觉，夜间审讯用刑。
在审讯过程中，龙政云的父亲因交代不出更多的反革命，被连续吊打，逼得走投无路，含着悲愤用石块猛砸头部，鲜血直流，气息奄奄。
“追反”运动由菜园大队向牛郎大队扩展。他们将无辜的贫农杨再德深夜抓去拷打审讯，杨同他们据理力争，被打得头破血流后关进私设的牢房。满腹冤愤的杨再德勇敢抗争，通宵高唱《东方红》。武装小分队向区委汇报说：“杨再德整夜唱歌，是向反革命发信号，看来是个大人物。”于是，他们将其定为“反革命暴动集团副总指挥”，连续吊打12小时，使杨双臂致残。
不久，这位领导又突发奇想：“农村到处都抓出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区机关一个也没有？运动发展不平衡，必须深挖。”据此，他提出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深挖区机关的反革命”。区机关共130多人，先后挖出“反革命”53人。顿时，区机关职工干部人人自危。而被人称为彭霸天的武装部长，却因“追反”有功，升为区委副书记。
在“追反”运动中，许多群众忍受不了严刑拷打，只好乱编假口供。反革命数字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如此重大敌情，令人难以置信。地、县公安部门曾多次建议停止。但有县委中的极左领导人的支持，牛郎区的“追反”运动继续发展。据五个公社统计，共挖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反革命成员1359人，涉及十多个区、五个县、两个省。
粉碎“四人帮”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龙文飞等人，又利用手中大权，把被他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又诬蔑为“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不准刮翻案风”。甚至警告被“交代班”释放的群众，出去后不得上访告状。
受害群众太多，有些胆大的人，通过在外地工作的亲友，或秘密转到四川、湖南，偷偷向党中央发出一封封申诉信。
然而上访谈何容易。“追反”中被吊打致残的杨再德，支撑着断臂苦苦写了21封申诉信寄出，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杨再德是名硬汉子，他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必胜，极左人物必败。他起早贪黑写，又先后写了22封信包好，于1978年下半年告别家人，踏上进京上访的征途。贵州山路漫漫，道路崎岖。中途巧遇两位进京上访难友，三人结伴而行，相互帮助，苦苦徒步走了300多里路，终于到达玉屏火车站，登上去北京的列车，向北京进发。
当他们长途跋涉来到首都时，京城上访人员已经络绎不绝。他们先后向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日报社、国务院信访局递交了告状信。中央联合接待站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耐心听取他们的申诉。
这是涉及1000多人身家性命的重大冤案，情况紧急，冤情简报迅即送进中南海，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批示严肃查处。
贵州省委闻风而动，责成铜仁地委立即成立平反牛郎区“追反”冤案领导小组开展工作。通过调查，苗乡终于拨开乌云重见晴天：36个反革命暴乱集团彻底平反；1359名“反革命”彻底平反。随后，一大批救济粮、款也发放到死者亲属和受害人家中。医务部门还给被打伤致残的263人免费治疗。
“追反”冤案主犯龙文飞身败名裂，畏罪自杀。区委副书记彭忠胜和公社副书记藤久先等被依法逮捕法办，分别判刑10年和7年。“左”倾思想严重的县委班子改组。
因此案关系重大，涉及民族政策，省、地联合工作组和地、县委领导，还特地在牛郎区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大张旗鼓惩恶扬善，为民申冤。
(本文摘自：《我心中的耀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