黾勉工作，勤俭持家
——往事如烟、世事如棋、岁月如歌、人生如戏代自传部分之十五
我在大学深造的几年中，有一个学期曾在当时的邵阳市供销学校（中专，处级单位）兼上了一点点课。因那学校的书记、校长肖泽智先生是我的正宗同乡，对我比较了解，他们也需要人去上课。当时是一元五角钱一节课，我每周兼四节课，一般是安排在下午我们学校内部没有课听的时候。就这样多少赚点外侩来填补一下家庭开支。
当年我去大学深造，临走之前，我城里一些单位的朋友、同事都鼓励我到了大学要安心学习，如果家里实在缺钱的时候，只要说一声，他们会挤出点家庭开支慷慨解囊借钱给我，通知我妻子去拿就行了。比如，武冈教研室的王征造（后调任邵阳市委党校教务处长）、武冈一中副校长舒增银（后调任武冈二中副校长）、武冈一中办公室主任陈晚莲（后调任邵阳市子弟学校教导主任）、武冈一中潘彰炎（后调任武冈二中教导主任、县教委教育工会主席）等等朋友，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昔日他们对我的一片真情，我一直铭刻在心，没齿不忘。
我终究能圆满地完成了学业。有人说“‘老三届’和‘新三届’的一大批人是青黄不接的一代，是坚强的一代，是不甘沉沦的一代”。此话的确是不无道理。所幸的是“老三届”和“新三届”两者我都占份。
1981年6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安排到省重点中学——武冈二中工作。如果说读初中和高中是一进和二进武冈二中门的话，这就可以说是三进武冈二中门了。于是，全家大小也又都进了城。
回到自己初中和高中时期的母校工作，心情自然不一般，自豪而又深感压力之大，自信而又心有几许忐忑。毕竟是省重点中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高手云集，人才济济。这所学校是莘莘学子寻梦的地方，是教坛名师施展才华的地方，是培养和锻炼人才的革命熔炉，是筛选真金的淘金池！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开始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这里可真的是“聚宝盆”，积聚了许多教坛高手、笔竿子秀才、省内名师；这里可真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驴是马”，“牵出来”放到这里“遛一遛”便知晓！
大学深造以后的我，在教育教学中，真的可谓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我也深感自己重任在肩、压力之大。真的是“不知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竭尽全力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工作中从来就不会去讲什么价钱。那个时候也根本没有什么加班费、超课时费和误餐费。只要领导讲一句“能者多劳，帮帮忙。”，心里就顿然产生一股热流，浑身热乎乎的，认为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这是领导和同事以及学生和家长对自己工作的肯定，自己也就找到了自我价值之所在，哪里还会有心思去想要得到多少补贴呢？因为这样，我曾有过一个学期教高中三个班语文还当一个班的班主任且没拿多任何补贴的经历，自己的一言一行，总还显得乐滋滋的。
按理，我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优秀教师了，可是，我却与先进、优秀无缘。原因很简单，我当时还没有一大把的胡子。那个年代，时兴论资排辈，一年一度的评优评先或者是那偶尔的特准的提前晋职晋薪一定要让那些年长者搭上“末班车”，这也是人之常情。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胡子”尚不深或者不是很深的年轻人来说，即使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工作堪称骨干，学术论文也不赖，想要得到超过长者的声誉倒也确实很难。当然，我也常常能得到领导和一些忠厚长者的宽慰：“年轻人日子还长着呢！”于是，我也能够心安理得地规规矩矩地继续苦熬着。
在教学工作中，我曾经得到了在当地市县“挂了牌”的好几位前辈著名语文老师的许多真诚的帮助，他们中间有武冈二中的王耀楚（后曾经担任学校校长）、曾昭伟（后曾担任学校副校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冈师范党委书记）、李丽君（后调邵阳师范任教）；武冈一中的肖孝富（后曾任武冈一中副校长）、唐咏高（后调任邵阳市教研室语文教研员）；武冈三中的许新民（后调武冈师范任教）；武冈十中的邓星益（后调武冈师范任教）。他们都是当地市县首屈一指的著名语文教师，是我的好师傅、好前辈、好兄长、好知己。
当然，在内地还有我众多的患难知己、领导、同学、同事，比如：陈明江、肖正雄、刘枚君、张书安、刘大华、钟介澍、粟长源、彭嘉富、罗军、周贤宝、林千山、李松民、邓星艾、李万刚、欧凤岳等等，而今，他们当中有的是市、局的副厅级、正处级或科级干部退休，有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退休，跟我一样都已是含饴弄孙之退休老人，但愿他们健康平安、富贵吉祥。但愿我们能有多的机会再欢聚一堂，频频举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煮酒“论英雄”。毕竟江山代有人才出，曾经各领风骚数十年。
我在竭尽全力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应有关单位领导之邀请，挤时间到外面的成人教育班、高考补习班兼点课。按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赚点外侩、增加点家庭收入，也可以说是栉风沐雨、风雪无阻。比如，成人教育班是晚间上课的，无论风雨霜雪，我也从不耽误课，单说我的自行车车灯就换了三四个。一般来说，社会上有什么要培训的课，只要有可能，就有我上课的份，比如商业局、劳动局的文化补习班，政协的高考补习班以及自己学校的校外高考补习班。当然，为不声张声势，有的只能是不声不响悄悄地暗箱操作。
就这样，一边多赚点外快，一边还债，一边添置家具。差不多快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我才彻底地甩掉了欠债的帽子并且添置了在当时来说也还算流行且像样的所谓“三转一响”的小三件和大三件的家具。全仗有那么多的真心朋友的支持。
在教学之余，我仍然不放松自己的继续学习，不断给自己的大脑“充电”。因为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有规定，高中教师一定要有本科学历才是合格的。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从教、年近“不惑”的老师，才又获得了湖南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本科毕业文凭。我曾戏称我那一纸文凭来之不易，是三六一十八年得来的，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六年（专科全日制三年，本科函授制三年），这可是我在求学路上修炼了十八年才得到的本科文凭啊！这也只能是我们那特殊的一代人才有的事情。
早在1982年，就有领导跟我谈话，拟调我去县公安局办公室担负主要工作，1983年，又有领导跟我谈话，拟调我去武冈八中担任校长。我都没有慷慨应诺，有不少同事也知道这些事情。我也还得感谢我们学校宁同魁老校长（后调任邵阳学院党委书记，解放前的大学生中的党员，已离休）和钟介澍老师（著名高中数学把关教师，特级教师，已退休）二位对我的进言，说我是块“教书的料”。当时他们就已预料到几年后教师会评聘职称，说教书的结局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们与我的谈话更坚定了我不改行、不跳槽而坚守三尺讲台的决心。
我当时就只是想，自己早就年过三十，一眨眼就是四十岁的人，走进那官场去“垦生荒”再当“拓荒牛”也不一定有所作为，混一辈子到退休最多也就混到一个副局长（副科级）并且还不一定能够如愿，说不定还得“坐冷板凳”凉起而不再提拔。倒不如在这所省重点中学的大好环境中，稳打稳扎苦苦地熬，当好一个“举足轻重”的名教师，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培养和教育好自己的小孩，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超越我。毕竟俗话说得好：“前三十年看老子，后三十年看儿子”。加之自己性格直率根本就不是一块“当官的料”。我也就只想搞业务当一位所谓有点名气的教师而不想也不敢涉足官场，我依然继续追求着我的所谓“名教师之梦”。
一向乐观爽朗、心直口快、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我，也曾两次进过中共党校学习，可我却没有踏进党的大门槛。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年一起在党校学习的照片，就剩下我不是中共党员。因为我非常崇拜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张澜等民盟先驱，1986年夏天，经由我大学的老师傅治同教授和武冈师范的许新民老师作我的入盟介绍人，我被破格吸收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因为当时在中小学界还没有正式评聘职称，只是刚开始听小道消息讲中小学界快要评聘职称，而中国民主同盟章程规定是中、高级知识分子才能加入的，所以说是破格。我成了武冈地区最早的三个盟员之一。另外两位是武冈师范的许新民老师和与我同一学校工作一同入盟的黄三畅老师。当时，我们县里只是一个民盟直属小组，组织生活还要到邵阳师范过。现在当然是形势大不同，民盟武冈市委都成立好多年了。尽管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可我却经常地鼓励我的学生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鼓励我的儿子要加入中国共产党。道理很简单，参谋不带长，打屁都不响。
1987年5月，我被吸收为湖南省教育学会会员；1988年我获得了全国中语会授予的“中学作文三级训练实验研究奖”证书；1989年冬我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1990年3月由海内外知名人士、首都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李燕杰和郭海燕老师做介绍人，我被吸收为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暨教育家协会会员。
1991年11月下旬，我应邀赴北京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学术会议，论文《真诚的力量》在大会交流，并做了大会发言。
我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深受学生的欢迎，效果也比较好。所教学科在历届高中毕业会考和高考中，人平成绩多次名列县、市前茅。受过评优、评先、记立功等奖励。还被评为民盟邵阳市委双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政协武冈市委先进工作者。曾为市以上范围命语文高考模拟题，曾任毕业会考市评卷组副组长，几次受省招办聘请参加全国高考评卷。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我已是熬到了一大把年纪。“十八姑娘”终于熬成了“婆婆”，随着工作经验的不断丰富，工作更是得心应手，工作的干劲自然也是不减当年，先进、优秀、记立功等等的红本本证书自然也就得了一大摞。
（选自本人200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薪火集》-代自传部分“往事如烟、世事如棋、岁月如歌、人生如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