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求学的那些辛酸事
老三届，是指正好碰上文化革命、失去了读书机会的66、67、68三届初、高中学生。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是老三届中的老大。我们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正在进行文、理分班复课时，文化革命骤然而至，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权利，成为文化革命最惨痛的牺牲品。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大批已经结婚、成家的同学才有机会进入高考招生考场。我的好多同学，都是乘这个机会考入大学的。比如后来回到武冈教书的黄三畅、易祥茸、肖坤孝，陈远美、刘时廉，在邵阳师专教书并当过教务长的邓星亮，都是与我同届的老三届同学。
遗憾的事，我却没有在那次机会中实现自己读大的梦想，直至1989年才经过插班生考试考入武汉大学，与年龄差不多小一半的小弟妹们成为同学，去了却自己的大学梦。
其实，中央一宣布恢复高考我就报了名，准备参加高考。让我没想到的是，中央规定老三届的初、高中生都可以参加高考，政策到了武冈却变了味，我这个结了婚的不准参加高考。据我所知，就是我们武冈县，结了婚的老三届学生好多人1977年都参加了高考。为什么我却不能参加？这一塘水太深，一两句话说不清，主要是文化革命的原因。
听说不准结了婚的老三届学生参加高考之后，有如五雷轰顶，仿佛天要塌陷似的。我当然不甘心，为此也有过很多抗争。为了争得这一机会，我与当时负责招生工作的一个县领导面对面大吵了一场。就在招生办办公室，两人相隔一张办公桌，他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吵了一两个小时。事后我的朋友对我说，你就不怕报复？我说，我只想上大学，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但是，我没有获准参加考试。我当然不会死心，想找省招生办讨个说法。不甘心的我，趁鲁之洛老师要去省城长沙，便向省招生办写了一封询问信，托他带去。之洛老师为我去找了省生办的人，但最后还是没有获得考试资格。关于这件事，在陈碧秋对我的访谈中。我曾经说到过。
第二年——1978年，我又报了名。不巧的是，考试时我在外地参加省里的一个创作笔会，高考机会再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其实，那些参加1978年高考的同学，也有过许许多多的辛酸事。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个名叫黄家培的同学。黄家培是武师对门垅里那个地方的人。在武冈二中读书时，他在高41班，我在高44班。因为家住城边，回乡之后他就在城里拖板车，生产队按搞副业的人对待，每个月上交生产队二十多元钱，生产队再给他记工分。黄家培人长得单薄，拖板车运货很吃力。我在县祁剧团当编剧时，经常碰到他埋着头拖着很沉重的板车一步一步前行。见到我时，他就会将板车停下，与我坐在路边聊聊天。只要一说到读书的事，两人就会仰天长叹。
有一次他从文坪拉了一车煤回来，刚好我有事去了一趟二中，看到他拖着煤上黄茅冲那个坡。他拖着板车，成之字形往坡上一步一步移动。我没有惊动他，只是快步上前帮他推车。也许感到所拖的板车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低着的头往后看了看，发现了我。上了坡之后，他将车停在路边，与我坐在路边的草地上。两个人心里都有许多想说的话，但是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坐着，望着对面二中的校舍。过了好久，他说了声“走吧”，就拖着板车往前走。前面是一个下坡，为了省一点力气，拖板的人都会放飞车。放飞车时脚几乎是大跨步赛跑，省力是省力，却是很危险的。一个身体那么单薄的人，居然玩命似地一下子飞下坡去，让我不觉心头一酸。
1978年高考报名前的一天，他来县祁剧团找我，要我帮他拿主意，去不去考。我说，当然去考，你难道不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吗？他说，十多年没摸书了哟。我说，抓紧时间复习一下，能考上的。他说，要交队里的副业费，白天要拖板车。我说，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上一个月要交的钱，在家好好复习一下。他听从了我的意见，凑好一个月的副业钱，在家复习了一个月，参加了高考，被录取在邵阳师专。后来我去看那些在师专读书的同学时，他对我说，幸亏听了你的劝告，要不现在还在拖板车。
遗憾的是，黄家培居然那么命中多乖舛，临到快要毕时，因胰腺问题突然去世，圆了大学梦，却没有机会当一天老师。去世的头一天晚上没有一点迹象，第二天早上，同室的同学叫他时，他已经去了。
77、78 年高考，报名的都是四五百万，而录取的只有二十五万来人，其录取比例，比起后来的千人万人挤独木桥要低得多，进大学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黄家培有幸进了大学，眼看就要毕业了，却英年早逝，真的是太遗憾了。
在邵阳师专读书的老三届那些同学，不少进校前是教中学的老师。进校后，师生变成了同学。也写过不少小说、在武冈二中、湖南师大附中教过书的邓星汉，与我在铜宝岩职工子弟学校同过事的邓星君，就是邓星亮的学生。曾经的师生成了化学科的同学，大概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邓星亮的爱人要是来了，便要向同学求个方便，让出房间供他鹊桥相会。其中之尴尬，大抵也是很带有一点辛酸的。
不过，老三届同学有三年高中学习的扎实功底，有的还当了十来年中学老师，应付学习自然要轻松得多，甚或还不时地当一下“师傅”。刘时廉就是一个。有一次，我去找刘时廉时，他还躺在床上睡觉。进屋时恰逢一个同学在叫他，“老师傅，这个题目如何做”？他也不起床，在被窝里问是什么题目。同学告诉他之后，他便怎么怎么一通，算是尽了“老师傅”的责任了。看完全过程，我才上前叫他，说，你这大学读得舒服呢。他只是笑笑，那笑有点无奈。当时的学生生活十分单调，唯一的乐趣便是去周围那些工厂看露天电影。刘时廉专门列了一个表，好像是课程表一样，星期几可以去哪看电影，一应周全。谁要是想找电影看了，就会来问他。
毕业之后，这一批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所在学校的教学骨干。但是，由于都来自农村，找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农民，孩子自然也是农村户口。这一道难题，马上又成了这一批人的沉重包袱。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哟！要知道，当时想要解决户口问题成为吃国家粮的人，简直比登天还难。毕业后没几年，这一批人中很大一部分人被贵州、新疆等省用解决家属户口“勾引”走了，来了一次“大逃亡”，至今还有一些人没有回来。
这真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