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 民 右 派
——父亲的寓言之一
周宜地
我父亲是一个只读了两年私塾的农民。
我父亲是一个右派。
我父亲是一个农民右派。
对别人讲述我父亲时，我总是这样千篇一律地开头。
听我讲述农民右派父亲故事的人，也几乎千篇一律地表示过这样的怀疑：农民右派？有农民当右派的吗？
长大成人，对发生于1957年的那场伟大的反右派运动有所了解之后，我对父亲能当上右派有过疑惑，总觉得右派应该是那些读了很多书、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当的，不应该生长在农村。可是，父亲成为农民右派，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一个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那是一个195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在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心里刻下了的是“寒冷”两个字。
那天吃午饭的时候，父亲对母亲说，晚上不要让老地出去。
老地就是我。在我们那个地方，凡是呼叫男孩子，都是老字后面加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我的大名叫周宜地，就被叫做老地。至于为什么取这样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名字，多少年后母亲曾经对有过解释。她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宜地吗？我摇了摇头。母亲脸上露出一种很神圣的神色来，说，你是修这座房子安地脚枋时出生的，所以才取名宜地。那天，新房子安放地脚枋的爆竹一放，你就出生了。有这座房子才有你，这房子在一年你就长一岁，这房子在一百年，你就有一百岁。小时候任凭别人“老地、老地”地叫喊无所谓，长大以后，读了一点书，觉得这名字太俗，曾经想改名，被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才死了改名的心。现在看来，唯一的好处是与谁也不同名同姓，天底下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名叫周宜地。
那天下午，母亲大概已经知道要出事，脸色很难看，泪水快要往下掉了。我感到有点害怕，以为父亲又要整家规，罚我拜土地菩萨了。
我们老家的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堂屋分前堂和后堂，后堂是厨房，前堂是吃饭、接待客人的地方。前堂与后堂，一般都用神龛隔开。神龛下面，是供奉土地菩萨的地方。将它叫做土地菩萨，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指土地菩萨这一尊神灵，另一种意思是指供奉土地菩萨的那个地方。
我最为害怕的惩罚拜土地菩萨，就是双膝跪神龛下面的土地菩萨前面。只要我跳皮捣蛋，被父亲认为是做了坏事，就逃脱不了拜土地菩萨。让我更不能忍受的是，拜在土地菩萨面前，头上还要顶一个装满水的木脸盆，用双手扶着，端平，不能让水溢出来。盆里的水要是溢出来，父亲就会认为我拜土地菩萨拜得心不诚，必须一直拜下去。夏天倒无所谓，要是碰上冬天，可就惨了。那时家里穷，冬天也只能穿上一条补丁加补丁的单裤。跪在冰凉的地上，不要多久就会浑身发抖。身子一抖，头上的脸盆就端不稳，水就往外溢。从木脸盆里溢出来的水顺着脖子往下流，不一会就会浑身湿透，身子就更不能稳稳端端挺直。要命的是，每当我受惩罚时，旁人还不能上前劝说。只要有人上前劝说，我就越加拜得久。好几次村里的人见我拜土地菩萨，要上前劝说父亲，母亲就会死死地拉住上前劝说的人，说，我的娘呀别去劝了，你要去劝，老地就死得成了。
所以，听到父亲说晚上不要让老地出去，我自然想起拜土地菩萨的事。当时正值冬天，真要是拜土地菩萨心肠，那可惨了。
后来，我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头，父亲不太像要惩罚我。
父亲每天午餐是要唱一小杯米酒的，这天他出乎意料地没有喝酒，只是拿了水烟管没完没了地吸烟。透过他一口一口吐出来的浓浓的烟雾，我发现父亲的脸色铁青，双眼露出的是一个孩子无法理解的眼神。母亲将小妹妹们紧紧地抱在怀里，不停地抽泣着流着泪。桌上刚吃过饭的碗筷，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地由母亲收拾好，仍然散乱地摆在桌子。那只公鸡在桌子下来回走了几圈，发现主人没有赶它走开的意思，便跳上桌子捡饭粒吃。
父亲没去赶它，母亲也没有去赶它，依然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
平常，吃完午饭后，我必须去放牛的。这一天，父亲没有一点催我去放牛的意思，我也不敢离开，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天色慢慢地黑了下。
这时，一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大声地叫了一声，周常典，走！
周常典是我父亲的名字。不过，村里人大都叫他二爹，因为他排行老二。真正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周常典，我还是第一次。
那声音好凶好狠。我顺着声音望去，发现来人是村里的干部，一个骂起人来俨像恶狗叫一样的人。我们那里的将狗叫做罗罗，村里人背后也叫他罗罗，就是说他像一条狗。平时，父亲对他很看不起的，说他只出了一个嘴巴子，农活一点也不会干。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父亲听到罗罗一叫，却马上就离家跟他走了。
父亲为什么罗罗叫走呢？罗罗带走父亲，去干什么呢？
抱着妹妹的母亲，已经哭起来了。哭声虽然没多大，但是哭得很伤心。随着她的哭声一起一落，母亲的身子也一颤一颤地发着抖。也许是她忘记了怀里还抱着妹妹，将妹妹也弄哭了。妹妹可不像母亲那样将哭声压得很低很低，哇哇哇尖叫起来，好像要将堂屋闹翻似的。
那时我还小，不可能知道母亲的哭与父亲的被带走有着什么时候的联系，但知道一定与父亲被带走有关。小时候的我，有如今天人们所说的问题小孩，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所以，父亲说的不准我出门的话，对我没有多大的约束力。罗罗带走父亲，害得母亲这么伤地哭，妹妹也这么伤心地喊，我觉得我不能这么老实地呆在家里，我应该跟上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是乘母亲还在伤心流泪的机会，从后门溜了出去的。
天还没完全黑，昏沉沉的。田垅里，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正拿着一个铁皮喇叭在做宣传，他的声音似乎有点沙哑，完全没有上课时那么好听。而且，我也跟本不知道我父亲的被罗罗带走，与老师天天喊喇叭也有关。直到我读了中学之后，我才知道父亲的被带走乃至最后当上右派，与王老师手中的喇叭之间确实有关系。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去王老师声嘶力竭的叫喊，我关心的是被罗罗带走的父亲。
我们家所在地方，叫公堂上，也被叫做公堂村。我们家是一座独处的房子，家门前是一条卵石铺成的路。听父亲说，这条路叫大东路，是从县城延伸过来的。顺着这条路走，可以一直走到宝庆府。父亲说，宝庆府可是个大码头，好高好高的房子好多好多的人好宽好宽的街道。门口资江河里那些龙棚子船，就是从宝庆府开上来的。记得父亲要我上学我不肯去时，父亲就这么说过，你蠢！读了书你就可以去宝庆府做事，去看宝庆府好高好高的房子好多好多的人好宽好宽的街道！我之所以愿意上学，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从父亲嘴里知道读了书可以去宝庆府看看世界。所以，每当我从这条路上向学堂走去时，心中生出一种孩提时代的冲动。
可是，从家里偷偷地跑出来去追父亲时，心中充满的是惶恐与不安。我发现父亲走在前面。我撒开腿，飞快地追了上去。快追上时，我又放慢慢了脚步。我没有跟上去，倒不是我害怕让罗罗发现，而是怕被父亲发现。在我们家，父亲的话是不能违抗的。
罗罗带着我父亲是往公堂街上走。公堂上街，大约百十来户人家。街中间是周家祠堂。周家祠堂旁边，是我每天上学的公堂小学。原来是一座关帝庙，后来改做学堂。周家祠堂也不再做祠堂用了，成了公堂粮站。快要进祠堂时，我听见罗罗很厉害地叫了一声，快走！然后狠狠地将我父亲推了一掌，父亲大概没留神，被推得跌倒在祠堂门槛边。父亲爬起来时，向后看了罗罗一眼。
当时，我无法说清父亲的神态。长大之后每每想起那一情景，才认定父亲当时的眼神有无奈也有沉默，更多的是茫然。我必里想的，是父亲为什么会那么老实让罗罗狠狠地推一掌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反抗，要是我，咬也要咬上他一口的。
这时，村里所有的人几乎都来了，一个个往祠堂里走。我是夹杂在大人中间溜进祠堂的。祠堂门后是一个很气派的戏台，从戏台下面走过去，是祠堂的天井。过了天井，走几个台阶就是一条走廊。大人们黑压压的挤在天井里，一齐往戏台上看，等着开会。我挤在人群里自然是看不到戏台上发生什么事情的，于是就走到天井旁边走廊的台阶上。站得高一点之后，我发现戏台上横挂着一个横幅，上面写着一行大字。还是小学生的我，不能全部认清横幅上的字。除了认得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还认得上面有“打倒”、“分子”等好几个字。我不明白父亲的名字为什么要写在上面，直到后来罗罗在戏台上大声说“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周常典”，我才将那条横幅上的字连贯着认出来，并且永远地记在了心里。
我找了一个大泥砖头放在台阶上，然后坐下来，双手托着下巴往戏台上看。父亲是在罗罗大声叫喊“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周常典”之后被人从后台推出来的。我一看，惊得连气也不敢出了。没想到平日威严的父亲，居然让人用谷箩索捆绑起来了。他的双手被捆在背脊上，使他的头只能低着，我看不到他的脸。他是被人提着捆绑他的谷箩索推出来的，推到台前时，推他的人从后面朝他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父亲便身不由己地跪倒在台上。
这时，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刮着刺骨的北风。我坐在台阶上，双手扶着下巴，眼泪汪汪地望着台上被斗的父亲。上台批斗父亲的人，几乎都要先抽父亲两个耳光或者对着父亲的背脊踢上一脚然后才开始批斗。他们几乎都重复着说的差不多一样的话，让我最后明白了父亲挨斗的原因。原来，父亲犁田时唱山歌唱了“农民翻身沾泥巴，老师翻身喊喇叭”。我怎么也不明白，唱了这么两句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农民谁身上哪天不沾泥巴？老师不是天天早上和傍晚拿着喇叭在喊吗？
当时，这些并没有让我过多地去想。我看在眼里的，更多的是被父亲挨打挨踢时的惨状。上台批斗的人，好像都十分恨父亲。巴掌一掀，跪在台上的父亲就会往一连倒然后又被拉着谷箩索提起来，接着又是狠狠地一巴掌，父亲又倒了下去。更厉害的人，一上台就狠狠地朝父亲背脊一脚，父亲倒地后怎么也爬不起来。
我不知道斗争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等天井里的人都走光了之后，我还在台阶上坐着。我的一身已经湿透，可我却不知道冷。脸上尽是水，也不知道是泪水还是雨水。我是在粮站的人要关门了被赶出来的。出了祠堂大门，却不敢往家里走。父亲是不让我出来的，我没听他的话偷偷地跑出来了，并且看到了他挨斗时的情景。我想，此时父亲一定回到了家里，也知道我不听话偷跑出来了，正在发火。我知道，今晚拜土地菩萨是逃不脱了。要是在平时，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是不敢回家的，我会跑到野外去躲起来。但是，这天晚上，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跑的意思，而是慢慢地走到了家门口。
没等我去推门，我家的大门吱儿一声开了，父亲走出门来。父亲手里拿着一个麻杆点的火把。我知道，他要去找我。我没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父亲发现了我，将我抱进堂屋，没骂我也没打我，而是给我脱下已经湿透了的衣服，然后解开腰上的家织布汗巾将我全身抺干，将我抱到床上，用身体暖着我，与我一起睡下。
父亲就用这种方式为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以后每每想到这一课，我的眼泪就忍不住。为我的父亲，一个只读了两年私塾的农民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