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铜质牌）
辗转湘粤，依旧耕耘
——往事如烟、世事如棋、岁月如歌、人生如戏代自传部分之十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萌发了“远走高飞”的念头并开始付诸行动。当时的县教委一把手蒋武临主任，论年龄是我的长辈。我们在六十年代就已经认识。我当政协委员的时候，我和他又都是政协文教卫委员会的委员。我曾当过他女儿的班主任，他女儿考上了湖南大学，后来又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他也比较赞赏我的教育教学能力和写作水平。无论从公事公办还是从私下友好的交情来说，他都不想让我走，几次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挽留我不要调走，并且还到我家里找我的妻子刘正洪做过思想工作说：“人家四十多岁五十来岁的人想方设法要调回来，你们四十多岁还要往外面跑？”他还说有安排我去武冈三中担任副校长的意念。然而，种种原因，诸如改革浪潮的撞击、外面精彩世界的诱惑和调动利弊的反复权衡，也有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对教育改革的深一层的认识，等等，终究还是促成了我“不撞南墙不回头”而“远走高飞”的决心。
1992年的2月3日（农历辛未年12月30日除夕），我在自己房门的两边，贴上了一副自拟春联：“山阻石拦大江毕竟东流去，雪辱霜欺红梅依旧向阳开”。湘潭钢铁公司一中、湖南资江化工有限公司子弟中学、湖南维尼纶厂子弟中学等等单位和领导都有较强的意向给了我去那里施展才华的空间。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当时来说，这些地方、这些单位都是很能吸引人、令人羡慕的地方和单位，一去就会有三室一厅一厨的房子在等着入住。但是，沿海的改革的绚丽的浪花偏偏更吸引着我。我心里也有了一个想法：反正是“远走高飞”，不如干脆就“飞”远一点。我曾经当过高中班主任的一个湖南师大毕业的学生王元华（后来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被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当时就临时招聘在东莞市谢岗中学教书，我问他沿海这边还要老师吗？他问了他那所中学的校长谢立铭，得知学校还需要人并且特别需要工作带头人。他立刻发电报通知我过东莞一趟。
1992年8月13日，我带着我所获得的各个层级的一大摞荣誉证书和自己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的有关教育教学的文章以及自己参编并已正式出版的几本有关教育教学的书，当然，还附带着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学术会议时的一张照片，荣幸地与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中组部原副部长曾志、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健、全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等中央首长及李燕杰等著名教授合影，尤为荣幸的是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还单独跟我和雷锋纪念馆馆长雷孟宣先生合影。
就这样，我匆匆忙忙地赶到东莞市谢岗中学。当时的校长谢立铭很重视人才，可谓慧眼识人才，跟我一见面就一拍即合，并马上带我到镇文办见有关负责人，谈话结果敲定，要定了我这个人。一切问题好说，一切事情可以解决，并且马上出具证明让我到东莞市教育局人事科开了工作调动接收证明。于是，1992年8月30日，年已四十四岁的我，“不知老之将至”地跟随着改革的潮流和时代的步伐而“孔雀东南飞”，从湖南省武冈二中那所省重点中学调到了广东省东莞市谢岗中学任教。真的是“挈妇将雏鬓有丝”啊！
我是武冈第一个从教二十多年还交了三千元“赎身”费（卡住不肯放）才拿到档案调离的教师，真的要有点决心和勇气哦。调离的时候，时任武冈二中副校长的年轻教师李茂兴先生亲自帮忙为我搭理行李捆扎搬运，在校内的路上，好多的同事和学生们鸣放鞭炮夹道相送的感人场面，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担任班主任的高192班的学生依依不舍地含泪送我。一路上，汽车徐徐地开，鞭炮不停地放，足足送我两里多路程，从学校一直送到县城。对于我“孔雀东南飞”一事，时任学校常务副校长的成诗雨老师（我调离二中后任校长）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跟人说“走了一位才子”，后来，老同事欧凤岳（我调离二中后曾任教导主任、工会主席）将成诗雨校长的话语告诉我，我还真的是有点感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我是东莞市谢岗中学这所学校第一批外省进来的九名教师之一，论年龄我排行老大。我是东莞市谢岗中学普通高中班的开班人之一，因为在此之前，这所学校只有职业高中班，没有普通高中班，并且，迄今为止，我是这所学校所有外来教师中唯一的一个不用试教、没有试用期的人，也是唯一的一个来自内地省重点中学的老师。一家四口由湖南武冈市的城里户口一下子变成了广东省东莞市农村镇区的居民户口。
遗憾的是谢立铭校长跟我共事三年后，他另谋高就，“弃官挂印而去”、不做校长而“下海”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去了，他的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尽管我与他没有过长时间的交往，也不是至交，但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沉稳重才、有领导水平、有气度的领导。在他的任期内，他的确引进了不少人才，现在学校的七名高级教师都是他在任的时候1995年秋天以前调进来的。当然，这些高级教师中，有五名是从毛泽东的家乡东南飞来到东莞市谢岗中学任教的。
当年，我来到东莞市谢岗中学工作，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真的也还可以当“拓荒牛”。一来到这里，就被安排教高中两个班的语文，担任高中级级长兼校语文科组长及学校工会宣传委员，本不想接任，但又考虑到自己刚刚过来总是推三推四也不好，只好“恭敬不如从命”而接任。我锐意进取、黾勉工作，但愿生活的磨砺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青春的鲜花在这边开得更加鲜艳，把真爱洒向学生，把薪火传给后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苦心人。不久，我就获得了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这也可以说叫做破格。因为在当时来说，外地教师调进东莞，原有职称必须由东莞市教育局和东莞市人事局重新认定，晋升高一级的职称必须最少要调进东莞工作三年以后才能申报，姑且不论地市评审是否通过以及是否上报省高级职称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和是否批准。
与此同时，我被安排进了学校领导班子（当时领导班子中唯一的一个外省人），协助负责抓教学工作。在领导班子任职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我是顶住了重重压力，抓了一些教学常规工作，比如，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优秀教案评比、教学大练兵（又称一人一堂好课，所有任课教师和任课的领导都要参加）、学生优秀作业展览等等活动。说句行话就是，“是驴是马都要牵出来遛一遛”！
刚过来的时候，因镇区盟员较少，谢岗镇就只有我一人，所以，我被安排在民盟东莞中学支部过组织生活，当时民盟东莞中学支部的主委是李桂定老师，是莞中的数学把关教师，待人很真诚，是一位好大姐。后来民盟组织慢慢地发展了，成立了民盟东莞市委直属横谢支部，由我兼任民盟东莞市委直属横谢支部副主委。我是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暨教育家协会会员，全国中语会会员，广东省青年研究学会理事，广东省教育学会会员。
1993年12月上旬，我再次应邀赴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学校校长谢立铭安排我乘坐飞机赴京参加会议。哈尔滨师大《教书育人》（季刊）1993年第2期曾发表的论文《活跃校园文化生活》在大会交流。
1994年春，因住公房多有不便，于是，学校很多老师一起买房，房子分三期付款。当时，我刚过来不久，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人，还要送两个读书的，根本无法再买房子。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很多湖南老乡的老师，没有一个跟我是一个地区的，还有一些是其他学校的老师，当然也有一些是我湖南原来的学生，他们都鼓励我买房，他们都是很主动地分期分批作计划借钱给我（不计银行利息），尽心尽力地支持。两千、三千、五千不等，所借的时间有的一年，有的一年半，有的两年甚至三年，有的甚至是自己暂时没钱而向人家借钱后再借给我。要知道，这些老师朋友跟我都是来到东莞以后才认识的，感情真的不错啊！他们是谭可奇、韦勇、胡立根、王杏、林孝纯、姜伟雄、甘朝森、贺国柱、蔡奕清等（前三位1997年以后离开了东莞，调进深圳市内学校工作），我真的在内心记得他们，在此也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1994年至1998年期间，东莞市法制教育领导小组每年要编印一本《法制教育简明读本》的书发给初中毕业生。这本书由东莞市分管教育的姚锦柏副市长和东莞市政法委书记黄沛伦担任名誉主编，由东莞市教育局叶沛涛局长担任主编，由教育局政教科两位负责人、东莞市公安局一位科长、东莞市检察院一位科长、东莞理工学校学生科科长、加上我一共六人，组成编委会，也就是说，我是六个编委会成员之一，而真正在教学第一线的就只有我一人。我也曾被聘为东莞市中小学德育研究会年会论文评审委员（共五位评委）。多次被评为镇先进教师，受过提前晋升工资的奖励。还被东莞市青少工委、东莞市妇联、东莞市教育局联合授予“家庭教育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1999年上学期，我的论文《浅谈高中语文素质教育与高考的接轨》荣获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论文评审一等奖，应邀赴大连参加学术会议，当时的学校领导说“学校经费紧张”不能公费赴会，但是，当时担任谢岗镇镇长的朱旭根先生知道这件事情后马上亲自批给我赴会所需经费，让我如期飞往大连参加学术会议。我的那篇论文《浅谈高中语文素质教育与高考的接轨》在大会交流，后修改为《浅谈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学中的素质培养》发表在广东省教育厅主管、广东省教育学会主办的《教育创新》杂志2000年第3期。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能有机会再次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编审室主任顾振彪先生以及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先生会晤。事后，我曾这样想，如果不是当时的朱旭根镇长特批会议经费，我就失去了赴会的机会，那又该是多么遗憾的事啊！
我自拟并始终恪守的格言是：“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办事，平平淡淡生活，是金子总会发光”。“一时强弱在于权和力，千秋胜负在于情和理”。“人家说我好，知道自己只有那么好，人家说我不好，知道自己并不那么坏”。“为人要正直善良，忠厚诚信，相信‘天理昭然’”！还是老子说得好：“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这当然是修养的最高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修养最高的人是无我、无功利、不求声名的，当然，我不是修养最高的人，也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毕竟也有“超鸿蒙，混希夷，寂寞而莫我知也”的时候。
我认准的教育教学理念就是：没有士兵哪有将军？没有学生哪有老师？没有老师，校长就是光杆！重视教育的关键在政策和政府部门领导，改革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振兴教育的关键在学生。教师的丰碑是学生树起来的。作为教师，无论身处何种处境，要做“良心工”，不要误人子弟，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无论身处何种处境，要光明磊落，不要搞小动作，要相信“天理昭然慰我心”；无论身处何种处境，要不卑不亢，不要丧失真实的自我，要相信青天可鉴真心人。探索和实施情诚教育，相信真诚的力量，站在讲台上是学生的老师，走到讲台下是学生的朋友。要做一个学者型的教师，而不是去做一个“教书匠”。没有创新思维的教师是培养不出有创新思维的学生的。只有能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授之以渔”的老师，才是真正的好老师，全靠加班加点抢占学生的时间是教学之大忌！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我自1992年8月底离开家乡来到东莞工作，虽然远离家乡，家乡的父母官换了一届又一届，可我并没有“人一走，茶就凉”，每年的元旦和春节，我这边学校的有些同事总会看到我收到家乡武冈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寄发给我的贺卡，说明家乡的父老乡亲和父母官没有忘记我，也证明我在家乡的确还有好的口碑，当然，这主要还是原来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以及我原来的同事、朋友们在中间起作用。对此，我特向家乡的父老乡亲和父母官以及同事、朋友们深表谢意！
在尚未步入“知命”之年的时候，我曾经在1995年年终评优评先会上宣布：自己不再评优秀，把评优指标腾出来给那些真正能干实事、扎扎实实肯干实事的人。我也早就有悟性，深深知道应该如何看待那些荣誉证书：人生一辈子，不可空白全无三五几本，但太多也实在没用。荣誉好处不可多要，也切不可当“荣誉专业户”，更不能像有的人一样，变着戏法去笼络人心搞小动作而或“笑里藏刀”、或“借刀杀人”地勉强着要，甚至去争着抢着要“荣誉”。我平生最嫉恨那些翘着屁股钻荣誉而用同伴的“鲜血”和代价去染红自己头上顶子的人。说起来也不无道理，世相人生嘛！在人们的周围真的是世态万千！有的人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灵机应变“会做人”而荣誉的帽子重重叠叠，有的人是认准死理、钉钉铆铆、光明磊落、兢兢业业、忘我工作，却与荣誉的帽子无缘而总是“光着脑袋”“在烈日下埋头拉车”！
而今，有的人认为再怎么拼也是白搭，于是整天关心油盐柴米酱醋茶，打打扑克、搓搓麻将；有的人则当起“业余老板终日奔波忙碌”；有的人则养花钓鱼，养尊处优；当然，也有一些PMP（拍马屁）专业毕业的人或MPJ（马屁精）专业的“博士后”，“密切联系领导、紧密靠拢组织”，一门心思求发展；更有甚者，有的私欲膨胀，弄虚作假、投机钻营、诋毁他人、欺上瞒下、上捧下压。俗话说，“人上一百，武艺周全”，推而广之，人之不同，性格各异，心境有别。有的心有城府，有的心狠手辣，有的心术不正，有的心比天高，有的心口不一，有的心地厚道，有的心手不凡，有的心直口快。然而，对于这一切，人们也是早就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但是，我总认为，人们应该向天上的星星学习，你看那天上的星星一颗挨着一颗，你亮你的，我亮我的，彼此却相安无事。所以，我们应该像天上的星斗那样相互照耀，又何必像海滩上的沙石那样相互撞击呢？！
2005年元月，我在中山大学一附医院做了鼻窦右筛道开仓和鼻息肉手术，手术后18天，我就照常上班进课堂。这不是想得到一个表扬，已过“知命之年”的我，也无需表扬。只是因为我所教班是高三毕业班；因为自己虽年事已高却仍然操守依旧，讲求职业道德，爱岗敬业，不改教其他课而始终做一个高中语文教师；因为自己心里想着的是“要尽力干好自己的那份工”，心里放不下那些学生！教了一辈子的书，三十六年弹指一挥间，凭良心说自己已经是尽心尽意，并且是几十年一贯制，从来就不迟到、不早退、不拖堂。严谨治学，严谨治教。
本人发现2005年广州高考二模语文试题的文言文命题和参考译文、参考答案出现了知识性的错误，能够大胆地进行学术探讨，当即传真去函指出。事后，分别接到广州市教育局教研室有关领导及专家学者（谭健文）和东莞市教研室有关负责人（马新民）给我的电话，肯定了我的见解，确认文言文的试题和参考答案、参考译文都是错误的，并向我致以歉意和谢意。同时，将此事在网上发布，在网上可以查到“2005年广州高考二模指谬”。有人说我真厉害，一个“麻雀”学校的老师竟敢指出广东省有三分之二的高考考生参考的有名的专家学者所出的模拟考试试题的错误。殊不知，假若自己没有一定的功底，人家是对的，自己却出了错误，岂不是闹出笑话留下话柄而“遗臭万年”？
到我提前退休时，我来到东莞市谢岗中学已十六年，扪心自问，我还的确问心无愧，无愧于“园丁”之称号。讲教育教学成绩，正宗的谢岗中学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专生、第一个本科生、第一个重点大学学生的每一次“零的突破”，我都在教学第一线。正宗的谢岗中学高中毕业的学生高考语文成绩标准分上700分的也应该只有一次，那就是我所教的1996届应届高中毕业生陈强波（717分，150分的原始卷面分获117分）。当然，那些引进来的所谓“飞来生”放到这边补读二、三个月书就在这边参加高考的人才不在所论范畴，凡我所教的毕业班是没有过“飞来生”的。讲教改教研论文发表的篇数和报刊的级别以及论文获奖的篇数、档次、级别，我也应该是屈指可数、可圈可点的。不管个别人处于何种心思动机去怎么看问题，这毕竟是客观存在、众所周知而不可争之事实。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可它终究还是“山”呀！这也不应该存在什么“功高盖主”、“我没有的你也别想得到”的邪念呀！说到底，这是哪跟哪的事呀！起码我自己这样认为，作为老教师，我应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标准，做自己该做的，做自己想做的，“不用扬鞭自奋蹄”！
世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之古训。学问有无，冷暖自知。我谈不上“功成”，也谈不上“名遂”，可我能做到“身退”，见好就收。到退休的那一年，我仍然是教了高三毕业班语文课且高考结果也还可以，再一次砌上一个新的教学台阶留在这所镇级学校——“在2005年的高考中，一个班20人上高考本科录取线，3人上重点大学录取线”。也可以说教了一辈子的书，给自己画上一个令自己还较满意的句号。也还得感谢镇政府让我这“老教头”“开腥”出了一次国，飞往新马泰等国观光一下。我自始至终没有改行不教语文而“吃照顾”、“打杂”（教所谓副科的课）。
退休这一年，所写论文《必须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发表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教育艺术》并获得中国教师报论文评比特等奖。我觉得，自己老了，应该让年青人上，别总是只顾自己“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把高级职称的指标腾出来，免得年青人“僧多粥少”哦！何况，依据有关的退休政策的规定，虽然我申请提早三年多退休，但根据我已从教36年的具体情况，我的退休工资还可按100%的标准拿，退休时，我的工资还是学校最高的，这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不能也不可能象那些“当官掌权的人”一样占着“好位置”依恋不舍、患得患失而“骑虎难下”啊！何况在学校来说，我没有那种“吃照顾”、减轻工作量而混日子的福气。这也就难怪普通的做事的老师都尽量想早点退休，“当官的”却巴不得再多干几年才退位呀！可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白，世上没有自己，地球可是照样转哦！更何况，何必非要等到自己得了“老年痴呆症”才“离位”呢？
（选自本人200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薪火集》-代自传部分“往事如烟、世事如棋、岁月如歌、人生如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