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有驿马，注定多搬家。算命先生给我批八字说，你命中有驿马，注定多搬家。我点头表示信服。
在我不到半岁的时候，政府来了政策，就是城里人可以去乡下分田。父亲心动了，并马上行动，举家去城步的花桥乡下分得了一亩地。开始农耕生活。
听我姐姐说，搬到城步，住在一坐破庙里，父母每天要去田里劳作，丢下半岁的我和四岁的姐姐在破庙里，任其哭闹。
父亲小贩出身，哪弄得动那一亩田地，乡下的舅舅只得抽空徒步几十里来到城步帮父亲的忙。见我在地上哭，屎尿一身，其状之惨，不禁落泪。
父亲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得弃田举家又回武冈，回到自己的祖屋w家大院，安心地当起小市民。
1957年，城里大办幼儿园，新建的红旗幼儿园占踞了W家大院的一角，正是我家的位置。
那时，我已四岁，有了印象。只记得弟弟那年的三月在小屋出生，那年的新年我在院子的禾堂里放一个冲天炮，点燃引信，马上盖上一小铝皮杯，轰地一声，冲天炮带着铝皮杯冲上天空。
家被拆，父亲无奈，只得举家搬往城西的水西门，在城门洞内一家租住下来。半年不到，又有变动，搬到城门洞外的一家楼上住下来。
父亲那时已在城西的一家砖瓦厂工作，每天清晨，天刚亮，就一担挑了我和姐姐，母亲抱着弟弟，一起向二里多地外的砖瓦厂走去。下午下班后，举家又返回水西门，如此往返半年多，到了1958年出现了转机。
1958年，全国大跃进，砖厂办起了食堂，我们全家都搬到了厂里居住。住宿是连铺，中间一过道，两旁是住宿，一间两百多平米的厂房住了十多户人家。
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食堂每天按时开餐，不论大小，一人一份。吃了饭，和姐姐及一帮小友们一起出去玩。
上得山来，到工场看父亲制砖，母亲搅泥。一个个砖坯从父亲手中制出，再放入地上成排码好，在太阳底下逐渐晒干。最高兴的是看开窑，砖坯在窑里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熄火冷却后就开窑了，一个个红砖从窑里挑出，那可是父亲辛勤劳动的结晶。
1960年，苦日子来了，砖厂食堂散了，我们全家又搬到了城南的日升街居住。住在一户比较富俗的人家里，青砖土砖混合建造，是一座有上百年的老屋。
每天饿得慌，几天不见一粒米。父亲的手脚水肿得老大老大。一天晚上，父亲提回几斤米，趁黑煮了，又摸黑开吃。我端上碗，双筷舞动，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屋上掉下一黑呼呼的蛛网，落在我碗里，不及多想，连饭带网一口吞下。
白天去田里抓青蛙，摸螺丝，去小溪捕小鱼，回来囫囵丢入小罐中煮熟便吃。饿得不行了，蟑螂，蚂蚱，蜻蜓都抓来烧烤吃。
姐姐在屋的墙角种了几棵白菜，还没长大，又被我们姐弟吃了，那个香，那个甜，竟然吃得心都醉了。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父亲的砖瓦厂也散了。只得另寻出路。
1961年春，全家搬到城东的银家庄菜园，在父亲的堂姐家居住下来。那是一座高大宽敝的木结构老房，二层楼，我家住在楼上。后又在正堂屋的左边占居一间小房。
父亲做起了小生意，用胡罗卜加米制成粑粑，到县城的四处贩卖。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后父亲又在街上摆摊，卖些菜刀，铁夹，门挂，鱼叉等铁器。
生活逐渐有了好转，我肚痛驱蛔虫后，父亲给我买了一只甲鱼，蒸了给我吃，那是我吃到的最好美味。
1962年正月，大妹在银家庄出生了。好事连双，这年，落实政策，政府给我们赔了房，全厂搬到了紧挨W家大院的陆家院子的南厢房居住下来。
这是一家典型的江南小别院。青砖围墙，槽门锁院，院里有禾堂，南北两厢房，正西为正房，南厢房西处一走廊，走过走廊，是后院，后院几间房，一棵老古树，深秋叶儿红得象火。树旁一口四方井，石壁为栏，井水清澈，四季不涸。
我家在南厢房的东侧，屋后一空坪，屋前一栀子花树。打开屋后的小门，就是三元宫巷的精美卵石路。
因为喜欢运动，就在禾堂靠我屋前处挖了一坑，发动院里的发小去河边挑了河沙铺在坑里，作为跳高跳远的运动场地。最喜欢的是打乒乓球，卸下自家门板，架在长櫈上，门板中竖一块板，作为球网。一对木拍子，一个小银球，几个好朋友，轮番上阵，杀得个天昏地暗。
可是，好景不常，1964年的秋天，小妹出生后，县里要修总工会大楼，陆家院子要全部拆除 。
1965年春，陆家院被拆除，拆除的陆家院全部安建在W家院内。W家大院的一个大禾堂，两个菜园被搬迁来的陆家院子挤没了。我家就建在自家的菜地上，几分菜地从那便没了，每年菜地的丰收也没了。
就像苍蝇绕了一个圈，又落在原地，我们的家又回到了岁月沧桑的祖屋W家大院。